公共产品包括了基础教育、社会医疗，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基本社会福利，涉及到人们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近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围绕着公共产品如何生产、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制度选择的研究由此而生。本文认为，中国的公共产品供需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选择”的历程，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选择过程，不是以个人主义为社会的中心，而是以一种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这种集体选择，包括决策的形成，选择制度的构建，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上的一种选择，它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的累加，而是最优策略的集体决策方法和社会意志的表达。这种选择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公民参政议政的方式。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改革现有的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模式，而且是改变一种集体的选择方式，这种方式的改革，是我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在寻找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的一次艰难选择，更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这种制度选择，不仅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意味着我们在管理方法、方式和政府职能等方面的艰难转变，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选择的过程，也反映了这种集体选择的改革与创新。本文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对社会产品的分类和分配的思想为研究出发点，结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中的“治理”理论，考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演进历程，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产生原因、变迁诱因、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本文通过比较国外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介绍了福利型、自由市场型，社会市场型三种典型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问题和问题成因，在供给主体选择、主体激励、资金来源制度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制度选择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本文的视角和论文的框架，主要初步介绍了将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置于国家和政权体系下研究的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主要介绍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公用选择和集体选择制度、公共产品供需中的个人行为分析、制度性公共产品和技术性公共产品的分类。分析了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对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相关理论，同时，介绍了国内同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方法。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的发展状况，首先梳理了中国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其次分析了“议行合一”的国家制度和政权体制下公共产品选择制度形成的机理；再次剖析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政府、社会和经济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扮演；最后回顾了中国集体选择制度的公共产品的发展状况。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公共产品选择制度中的问题和成因，认为中国公共产品制度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公平性、制度原则的协调、制度的执行、制度的自我调整机制几个方面。形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理想主义与非理想主义的制度实践、精英政治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人性矛盾、人格化的志愿主义和非人格化制度的设计困境、结构先于制度的被动性创新等几个方面。第五部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选取了三个代表性的国家，一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美国公共产品的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二是高福利制度国家瑞典公共产品公共选择制度和发展，三是市场社会型的德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发展。这三个国家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分别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美国为市场主导、政府补救型，瑞典为一党独大普济式选择制度，德国为计划和市场综合的“共决制”。从这三个国家公共选择制度来看，分别对应我国共产党与多党合作执政下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研究。第六部分是中国公共产品供需选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完善中国公共产品选择的决策制度，健全公民需求显示制度，使公民的需求偏好能够通过畅通渠道得到有效的表达，然后再研究投票规则对公民个人偏好表示的影响，完善个人偏好的社会转化机制，设计激励公民表达需求偏好的规则。其次，在政府的决策执行方面，重构中国公共产品的决策执行方式，改革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控。再次，健全完善公共产品选择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