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基于作者对于四川省平武县“五一二”地震之后社区恢复与重建的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文章试图通过对于南坝镇震后四年里所经历的恢复与重建状况，探讨灾难、重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与逻辑。　　文章从地震前的社区社会生活入手，探讨地震及随后的恢复重建两大事件对于社区生活的影响，并从个体心理、家庭生活、家族邻里、人口流动、社区组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文章认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惊，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惶恐过后的人们拥有了不同的价值观、生死观与财富观。短暂无常的人生及难以预知的未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然而重建所带来的稳定预期又帮助绝望与无助的人们找回了生活延续的可能。政府具有强烈计划性的重建行为与美好的重建承诺给人们信心，同时也给人们的依赖心理与行为奠定了伏笔。　　灾难对于人们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个体层次的价值观与情感，更逐步扩展到以家庭为核心的多项关系中。夫妻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人们对于婚姻与生活有了更为洞彻的理解，离婚率及再婚率都迅速上升;惨重的伤亡更是促使倡行已久的独生子女观念发生改变。丧子家庭以再生育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更多家庭则在寻求更多的子女数量以增加心理安全预期。政府为抚慰丧子家庭所给予的医疗支持也让试管婴儿这一新技术进入到小镇，成为许多家庭最后的希望。地震与重建激起的圈圈涟漪不断外扩，家族、邻里与社区关系也卷入其中。地震带来的利益损害及重建带来的利益分配成为影响这一层次关系的核心诱因，而社区生活原有历史积累中某些未曾解决的议题也借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重建逐步成为利益争夺的平台，从而对社区伦理产生一定的刺激，并引发社区的警觉与自我调适。　　地震与重建导致社区人口分布的改变。灾后四年，社区人口同时进行水平与垂直等双向流动。前者是地震所带来的推力及重建所带来的拉力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是人们寻求更好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原有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集中趋势的延续。而垂直流动则是由于地震与重建所带来的阶层差距的扩大。阶层分化的动因不仅包括灾难损害的不均匀分布，还包括重建机遇与资源获取的差异，更不可忽视重建政策的差异性偏向。　　另外，灾难与重建还促进了社区组织的发展。重建中大量的社区公共事务催生了各类社区组织。此类组织虽然形式不同，运作思路与发展道路也各有不同，最终结果也有所区别，但是这类因为应急性需求而产生的组织在目标达成的同时也为社区提供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经验，从而促进了原子化农村社区的合作实践。　　至此，全文通过对震后四年社区恢复与重建的全程跟踪完成了对于灾难、重建与变迁之间关系的框架搭建，最终回归至本文伊始所提出的议题。就三者关系而言，灾难与重建带来社会变迁，但是这些社会变迁既是灾难的表现，是重建的结果，同时也是应对灾难的积极举措。而就社会变迁所言及的范围与程度而言，目前所观察到变迁尚不能称之为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变迁，其对于社区的长远影响还需要假以时日。另外，社区具有足够的弹性以应对灾难，重建作为对于灾难的缓解与救助，同时也是对于社区恢复能力或者社区弹性的补充与强化，当然也可能是消减与弱化。因此，需要全面立体理解重建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够对于重建进行更为客观到位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