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2021年是我国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以突破现有发展模式的桎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战略。然而,过往所依赖的粗放式的经济扩张模式在引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阻碍。那些长期资不抵债,依赖于银行和政府为其持续性“输血”而得以存活的僵尸企业逐渐浮出水面,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僵尸企业大多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有待升级,与需求端的消费升级难以匹配,加剧了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另一方面,僵尸企业长期占据大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稀缺资源,挤占了其他高效率企业的创新投入,不但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还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我国,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僵尸企业普遍存在于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会加剧产能过剩,反过来产能过剩也能够导致僵尸企业的形成。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不仅制约了新兴企业的崛起,新旧动能的转换,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妥善处置僵尸企业,减少市场上的无效供给,加快落后产能出清,才能为那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提供更为适宜的发展空间,从而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财政补贴作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缓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僵尸企业的处置方面,财政补贴的有效性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普遍认为,政府持续性的财政补贴输血是导致企业僵而不死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濒临破产、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才让这些企业得以存活,演变为僵尸企业。本文认为得出以上无效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合理配置补贴。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往往取决于工具使用者的本质意图。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对僵尸企业过度补贴的背后只是为了使其不倒,以避免大量失业和经济增长下滑。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政府补贴的本质意图在于维持短期的经济稳定,而不是基于长期增长的目标来考虑僵尸企业的治理策略。这样的财政补贴配置方式不仅忽视了僵尸企业为何而僵,也没有根据僵尸企业因何陷入僵尸化的窘境而施以与之对应的补贴配置,最终导致财政补贴与僵尸企业之间无序无效的状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僵尸企业复活的关键不在于一味的对其输血,而在于明晰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的原因,从而“因事制宜”地采取对应政策以疏解企业面临的主要症结,引导企业恢复自身活力,帮助其走出僵化困境。针对不同类型的僵尸企业,设计得当的财政补贴政策或许能够帮助僵尸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由僵尸企业转变成正常企业,并最终提高政府补贴的效率。在有效治理僵尸企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至关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既是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条件,也是畅通国际双循环的有效支柱。《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实现上下游、产供销的有效衔接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保障。随着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下游企业间资源、信息以及贸易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度大大提高,企业之间的连接更为紧密。与此同时,企业之间贸易往来为基础的商业信贷以及企业间共同财务风险敞口相关联的生产网络,也为供应链上的风险传递提供了可能。僵尸企业的风险特征容易通过供应链传递到上下游企业,引发更大范围的风险波动。如何有效防控潜在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强我国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保障经济“双循环”的有效畅通,是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财政补贴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僵尸企业的形成、负外部性以及相应的治理策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试图厘清僵尸企业与财政补贴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从僵尸企业的成因来看,选择性的财政补贴政策是我国僵尸企业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以财政补贴集中度度量的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企业僵尸化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选择性财政补贴影响僵尸企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企业过度投资实现的。地方政府采取选择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诱导企业过度投资。伴随着企业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企业盈利能力逐步下降,行业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最终增加了企业僵尸化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面对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国有企业更可能成为僵尸企业。但是,随着行业竞争度的提升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显著下降。第二,从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来看,企业的僵尸化风险在供应链上存在传染效应。当客户成为僵尸企业时,与之对应的上游供应商的僵尸化率显著提高。究其原因,僵尸化风险的传递主要是基于商业信贷为主的资金链以及存货为依托的产品链实现的。一方面,僵尸企业会通过商业信贷违约以及拖欠等方式将风险传递给上游供应商,另一方面,客户僵尸化后导致供应商面临大量的库存积压、产品滞销、销售周期延长等问题。在上述合力的作用下,上游供应商的融资约束水平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最终企业的僵尸化风险随之增加。此外,这种僵尸化风险的负外部性主要由私营企业承担。当与客户关系越紧密时,企业受到的溢出效应也越大。最后,客户的僵尸化风险不止会传递到与之对应的上游企业,还会沿着供应链继续蔓延至更高层级的供应商企业,从而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险扩散。第三,从僵尸企业的治理策略来看,促进国际产能转移的财政补贴能够有效地治理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以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产能转移类的财政补贴能够显著地提高僵尸企业复活的概率。究其背后潜在的传递机制,这一治理效应主要是基于产能的直接转移以及逆向技术效应这两条途径实现的。除此之外,以提高企业产品供给质量、优化产能结构为目的的技术改造升级类财政补贴也能够有效治理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通过技改补贴,能够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能利用率,从而破解僵尸企业的困境。最后,从事前的风险防范来看,降低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压力也能够有效地减弱由于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而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问题。当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小时,其干预市场经济、激励企业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也越小,企业由此而僵尸化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本研究对于我国产业政策的优化以及僵尸企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僵尸企业复活的关键在于追根溯源,明晰企业陷入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从而采取设计得当的政策,疏解企业的僵化困局,帮助僵尸企业实现复活。此外,设计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是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干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能够拉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应该逐渐弱化政府这只“无形之手”的力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本文的研究对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持续安全和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也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保障。客户在供应链中占居核心地位,其自身的风险可能顺着供应链向外沿传递扩散。供应商如何通过加强资金链和产品链的管理以降低僵尸客户的外部溢出效应,从而防止形成更大范围的风险扩散,这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则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