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的安全问题在当今世界愈来愈凸现,在有效保障食品供给的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已经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我国面临食品安全情况恶化的严峻现实,虽然迄今为止颁布的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几十部,但是大多注重从行政法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规制,对民法的救济重视不足。如何追究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受害者的损失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对食品安全民事责任制度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9条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种危害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安全。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继苏丹红、福寿螺、瘦肉精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后,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事件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此,我国相关行政法规中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行政拘留等行政责任方式,对食品安全起到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还是存在处罚力度小、质量标准不统一、相关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刑法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罪名包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一些渎职方面的犯罪。食品安全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责任。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从合同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一般侵权责任即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的发展过程。以合同为基础的产品责任源于英国1842年的“温特博姆诉赖特案”,在英美国家奉行了近一百年。经济发展使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变得复杂,1916年“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使过错责任原则开始确立,也使产品责任归属到了侵权行为范畴。随后,在侵权法的救济功能愈加凸显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开始在产品责任领域把严格责任作为主要的归责原则。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构成,需要食品存在缺陷、缺陷食品造成了损害事实、食品缺陷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我国法律规定的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包括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方面。由于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特殊性,我们也可以将消费者的过失分担、非正常使用产品及其特殊敏感性等抗辩因素作适当的考虑。在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赔偿制度中,财产方面的损害一般较少,可以按照合同法原理进行索赔。普通产品责任中有关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可以适用于食品安全民事责任。各国对此都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一般只能适用于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的侵权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消费者有权对不安全食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食品安全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补偿食品安全受害者的损失,激励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有效预防不安全食品侵权行为的发生。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需要从归责原则和赔偿制度等方面进行努力。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归责原则的规定有所不同。在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中,应该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同样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安全民事责任的赔偿制度方面,需要扩大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减少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人的限制,完善惩罚性赔偿的实施细则。例如在“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最低限额;警惕恶意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等,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功能和威慑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的建立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关系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应当以更加谨慎、务实的态度,努力完善相关民事法律制度,保障食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