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 Life)这一名词的首次提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但在此之前就有企业尝试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的个案存在:比如让工人分享工厂利润,考虑将一些心理学成果应用于管理,或者通过检验工作环境因素考察对工人工作绩效的影响等等。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后,西方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工作生活质量,他们的理论大致分为三个视角: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主观经验和感受,或者认为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或者认为是一系列的方案与措施。由于探讨工作生活质量的定义涉及到不同群体的立场和利益,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广泛接受的定义。此外,又有一些学者从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结构入手,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这些研究主要从个人或者个人与工作的角度考察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这些结论对目前企业的实际操作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由于技术进步,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也在随着时代变革发生变化。因此,深入研究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Seashore和Taber的研究中,他们基于工作活动中各角色的效力(effectiveness in work roles)视角,从雇员、雇主以及社会整体三个方面较完整地讨论了QWL的结构,本文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借鉴了Seashore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认为在新经济时代下工作生活质量的内容分为三个层面:即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工作生活质量受到其追求目标的牵引,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呈螺旋上升趋势。其中,个体层面包括工作报酬与社会保障、个体对工作环境的满足、工作与家庭冲突、个体对工作潜能的期望以及自尊与自我成长;组织层面包括组织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以及员工流动率;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物质供给水平、社会支持以及社会对个人才能的配置水平。在阐述了工作生活质量三个层次的内容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不同层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工作生活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种相互影响作用构成了一个类似于PDCA循环;此外每个层面内部的不同因子也存在相互影响,构成小的PDCA循环。在论证了工作生活质量的模型结构及内部相互影响作用之后,本文结合新经济时代背景,论述了影响工作生活质量的四大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经济技术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一切外部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工作生活质量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因素的好坏与工作生活质量的高低是正相关的。经济技术因素主要从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两方面论述了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影响:在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生产和市场边界的扩张,对于个体QWL来说,工作机会更多、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增高了;对组织QWL来说,有利于扩大组织规模降低成本,同时对组织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QWL来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另外也可能因为一些高风险行业的快速扩张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隐患。除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影响大多数都是积极的:对于个体QWL来说,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工作方式更加灵活自由;对于组织QWL来说,组织运作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率提高;对社会QWL来说,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技术的发展也对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一定负面影响,本文主要是从技术可能加剧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以及技术引发的一些道德问题两方面做了相关的论述。社会政治因素中对工作生活质量可能存在突出影响作用的本文列举了五点:一是政治制度因素,二是法律制度因素,三是政党制度因素,四是分配制度因素,五是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对个体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直接或间接地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基本权利,并且竭力消除政治腐败;对组织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中的法律制度和分配制度强化了组织生产过程中的约束;对社会QWL而言,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更是巨大,由于社会政治因素更多的涉及到体制问题,因而体制的完善与改进对整个社会宏观层面QWL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五个普遍性因素之外,本文还列举了我国社会所特有的影响因素,如:户籍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的影响,这些因素折射出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背景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特殊影响作用。对工作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等宏观因素和企业文化等微观因素。对于个体QWL来说,价值观是驱使其行为的内部动力,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个体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此外,由于个体价值观的稳定性,当组织和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目标的不一致;对于组织QWL来说,影响作用最明显的是组织文化,它体现企业的群体意识,反映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文化可以增加组织凝聚力从而降低员工流动率,并协助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结合;对于社会QWL来说,当一些文化因素如信仰、知识等被制度化、规范化之后,即成为受尊重的文化模式,这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讲,还有一些特有的思想文化因素会对工作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即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和谐持中的精神境界。最后,本文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提升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对策。首先是成立工作生活质量小组,其次是提高组织管理水平,第三是塑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第四是完善社会立法以及加强舆论引导。对于提高组织管理水平,主要包括组织应关注员工利益、实施柔性管理、改善组织内部的沟通、全面实施目标管理、进行内部机构改革调整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可以在组织文化建立和维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法律本身虽不能直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但是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保障社会生产生活中各个群体的利益,因此,完善立法从侧面对提高工作生活质量给与了支持;通过立法和舆论引导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弥补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企业道德和责任的缺失,同时本文建议,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应首先明确企业、政府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三元关系,通过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此外,通过完善立法与舆论引导,惩治腐败犯罪,实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