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思想作为中华法系最具有特色的思想，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长河里，为实现古代社会正义，平衡天理人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古时期《尚书》中就有了关于“慎刑”思想的记载，这是慎刑思想的源流。从西周“以德配天”到春秋儒家思想的“仁爱”观点，从孔子到董仲舒，“慎刑”观念逐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化，制度化，并且付诸以实施。“慎刑”理念贯彻在立法，司法，程序各个方面，中国古人对“慎刑”的重视，和儒家思想对于“人”的尊重不可分割。儒家思想强调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精华，无论是统治者的统治，还是法律政策都要体现“人本观念”，以求天理人情的统一，实现社会的稳定统治。“慎刑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要求表现在了四个方面，一是对于用刑之道的限制，强调用刑的“中”和“仁恕”、“惟良”；二是强调刑官的个人素质和刑官的选择之道；三是保障死刑的准确性和防止滥杀；四是对于口供证据获得的限制。“慎刑理念”通过这四个方面对司法实践进行限制，以保证正义的实现，平衡天理人情。《劝慎刑文》中说：“所劝无忘慎刑”，一方面体现了“慎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刑官们逐渐也就疲沓懈怠了，对待慎刑的诏令不加重视，可见“慎刑理念”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困境。那么，“慎刑”理念具体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在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慎刑”理念对司法实践的要求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暴露了在司法实践中“慎刑理念”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举证责任颠倒，刑官用刑霸道，权力失衡，程序意识淡薄等诸多问题，直接造成了窦娥的枉死，同时催生了我们思考古人“慎刑”理念问题出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当然，在现代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现代刑事观念和制度的制约，正义的实现要轻松很多。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慎刑”理念在古代和现代都值得人重视。客观的分析古人“慎刑”理念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促进现代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根本目的。慎刑在司法实现中的困境，不仅仅只有古代存在，在现代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现代司法过程中，正义的实现仍旧是任重而道远的事。虽然，司法制度和程序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人权观念，程序意识，权力制约，虽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本土化的慎刑理念如果得到很好的重视，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虽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固守成规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如何将传统有益的理念加以提升并且传承，这是作为中国人，应该做的。西方的刑事法律理念固然先进，但是一味唯西方马首是瞻，丢失法律本土化的基础，同样也让人值得反思。所以，真正合理的做法，既立足于本土化，又放眼全球，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