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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刑”思想作为中华法系最具有特色的思想,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长河里,为实现古代社会正义,平衡天理人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古时期《尚书》中就有了关于“慎刑”思想的记载,这是慎刑思想的源流。从西周“以德配天”到春秋儒家思想的“仁爱”观点,从孔子到董仲舒,“慎刑”观念逐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化,制度化,并且付诸以实施。“慎刑”理念贯彻在立法,司法,程序各个方面,中国古人对“慎刑”的重视,和儒家思想对于“人”的尊重不可分割。儒家思想强调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精华,无论是统治者的统治,还是法律政策都要体现“人本观念”,以求天理人情的统一,实现社会的稳定统治。“慎刑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要求表现在了四个方面,一是对于用刑之道的限制,强调用刑的“中”和“仁恕”、“惟良”;二是强调刑官的个人素质和刑官的选择之道;三是保障死刑的准确性和防止滥杀;四是对于口供证据获得的限制。“慎刑理念”通过这四个方面对司法实践进行限制,以保证正义的实现,平衡天理人情。《劝慎刑文》中说:“所劝无忘慎刑”,一方面体现了“慎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刑官们逐渐也就疲沓懈怠了,对待慎刑的诏令不加重视,可见“慎刑理念”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困境。那么,“慎刑”理念具体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在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慎刑”理念对司法实践的要求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暴露了在司法实践中“慎刑理念”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举证责任颠倒,刑官用刑霸道,权力失衡,程序意识淡薄等诸多问题,直接造成了窦娥的枉死,同时催生了我们思考古人“慎刑”理念问题出在哪里,又该如何解决。当然,在现代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现代刑事观念和制度的制约,正义的实现要轻松很多。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慎刑”理念在古代和现代都值得人重视。客观的分析古人“慎刑”理念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促进现代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根本目的。慎刑在司法实现中的困境,不仅仅只有古代存在,在现代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现代司法过程中,正义的实现仍旧是任重而道远的事。虽然,司法制度和程序在不断的发展与进步。人权观念,程序意识,权力制约,虽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本土化的慎刑理念如果得到很好的重视,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虽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固守成规不是明智的选择,但是如何将传统有益的理念加以提升并且传承,这是作为中国人,应该做的。西方的刑事法律理念固然先进,但是一味唯西方马首是瞻,丢失法律本土化的基础,同样也让人值得反思。所以,真正合理的做法,既立足于本土化,又放眼全球,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