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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健康是关系国家生成与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健康是决定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对健康的需求也快速增加。然而医药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生命和健康的需求与医药卫生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合理的配置资源,以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是世界各国都普遍面临的议题。我国许多资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医药卫生资源占有量也相对较低,而我国人民对生命和健康的渴望和需求并不亚于发达国家,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慢性疾病比例的增加,相比发达国家,提高我国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需求更加必要和紧迫,也更凸显出在我国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随着不可治愈重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增多,卫生干预后的健康产出难以货币化计量,并且成本-效果分析不足以全面反映卫生干预方案的健康产出,进而以多维健康效用指标(QALY或DALY)作为结果的成本-效用分析的研究和应用日益广泛成本-效用阈值是成本-效用分析中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经济性与否的外生指标,将卫生干预项目的增量成本-效用比值与(ICUR)成本-效用阈值比较,可直接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的经济性。缺乏成本-效用阈值难以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的经济性,限制了成本-效用分析指导卫生资源分配决策的实践应用。本研究探索了在我国应用机会成本法估算成本-效用阈值的实施路径,并分别估算了 2015年—2017年我国的成本-效用阈值。研究结果显示,在2015年—2017年的成本-效用阈值均值中,2015年最大,约为当年人均GDP的0.908倍,其他两年的成本-效用阈值均值分别为当年人均GDP的0.706倍和0.763倍,均未超过当年人均GDP的0.8倍,低于WHO推荐的1-3倍人均GDP/DALY。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我国医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和医药卫生决策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成本-效用阈值,进而促进我国医药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