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的衍生与变迁虽然是由社会事件引起的,但需要通过微观层面的个体来实现,并且个体行动的分析视角有利于进行过程与互动关系的讨论。本文以冀中南G村的文化变迁及农民的文化实践为研究对象,纵向上主要关注时代变迁中乡村文化主题的流变,横向上主要剖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实地体察、观测农民解释环境、组织自身、提升和丰富生活的“所思所想”,力求把握人与文化环境的互动机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以人为本”文化观的落实。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农民不是农村文化变迁的看客,农民是有意志的行动者。农民能够结合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文化选择、文化适应、文化变通与文化创造。农民的文化实践取决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本文将这一关系概括、提炼为"CB=f(I,IE,EE)"这一函数关系,其中CB指文化实践,I、IE、EE分别为“本能”、“内化环境”和“外在环境”。本能是最为稳定的,处于支配地位,但存在被压抑的可能。内化环境由本能与外在环境决定,在本能与外在环境中进行调节。外在环境对本能的影响表现为刺激或压抑本能的释放,从而引发内化环境的变化。农民的某一文化实践取决于其本能、内化环境和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产生行动动机。当农民从内心中产生了追求新的文化形态的动力,农民的精神气质和农村的精神面貌就会焕然一新。所以改革者无时无刻不可忽视或轻视农民的主体性实践与主观能动性。国家在用主旋律文化引导农村文化发展时,应把握个体与文化环境的互动机制,方能达到“以文化人”的良好效果。研究认为,1948年以来,我国农村文化主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治文化、市场文化、多元文化。在不同文化主题下,农民能够结合时代环境,进行文化适应、变通、选择与创造。通过实证研究,本研究凝练、提出了G村农民在社会环境中进行文化适应、文化变通、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等主体性活动的文化实践模型。从“本能”、“内化环境”、“外在环境”三个核心变量来看,农村的文化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农民的文化实践表现为三种类型。G村的文化主题表现为政治文化时期,农民的文化实践主要呈现为第1种类型。当外在环境的教化能够关照农民的本能需求,且不与农民的内化环境产生剧烈冲突时,农民能够认同外在环境的规制。在阶级斗争氛围下,来自外在环境的政治文化与农民既有的内化环境相冲突,且外在环境的政治文化处于强势,农民的本能需求被掩饰。为了解除来自外在环境的压力,农民产生了“处境化应对”的意识和动机。G村的文化主题转化为市场文化时期,农民的文化实践主要呈现为第Ⅱ种类型。农村改革后,外在环境的政治文化压力减弱,市场文化成为主流。市场文化的理念与农民“趋利”的本能需求是契合的。因此农民迅速将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化于心,形成一个与本能更加一致的内化环境,作为新的文化实践的行为逻辑。由此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文化能迅速被农民接受,并成为农民行为的重要导向。21世纪G村多元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农民的文化实践主要表现为第Ⅲ种类型。多元文化环境作为外在环境对农民的影响不是规制性的,而是潜移默化的熏染。在多元文化不断刺激下,农民休闲、娱乐、自我实现等这些生存本能之外的需求受到激发,促使农民整合外在环境中新的时代元素,形成富有时代特征的内化环境,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实践活动。论文的结构包括导论、正文与结论三部分。导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论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内涵、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与个案概括。第一章主要讨论了1948-1978年间G村的文化图景。土改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G村的文化主题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政党或政府主导型的政治文化环境。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概念是作为外来文化嵌入到传统乡村社会的,然而G村农民并没有单向度地等待被政治文化所改造,他们对政治文化的植入有着独特的主体回应。以阶级斗争为特点的政治文化瓦解着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与宗族意识,农民在外界政治压力下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的价值认同而是选择将其隐藏。当被批斗的地主所受的惩罚超出农民所认可的惯习和文化认同界限时,旁观的农民会对地主抱以同情,并暗自为地主及其家人提供帮助。当国家政治文化的规制作用过于强大时,农民没有直接与国家形成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衍生出了一系列“处境应对”的“政治智慧”,其中包括诉苦翻心会中的随波逐流,集体化浪潮下的压产与瞒产私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灵活变通。第二章主要讨论了1979-1999年间G村的文化图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转变为市场引导型的市场文化环境。G村外在的政治文化压力减弱,致富、搞活、图变的市场文化成为G村文化的主流。G村农民顺应市场文化“经济人”的理念谋求发家致富。市场文化同时催生了G村农民的权利意识。在户籍制度禁锢农民自身及其家庭发展的情况下,G村农民萌生了“户口进城”的愿望。部分农民选择以让渡货币为代价换取城市户口,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化,享受平等公民权。改革开放后,G村公共文化的官方动员色彩逐渐淡化,公共文化的民间自发自为性特点日渐突出。集商业贸易、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为一体的庙会文化是改革开放初G村主要的公共文化形式。第三章主要讨论了2000-2013年间G村的文化图景。21世纪农村呈现多元文化相容共生的态势。大众传媒辐射性、渗透性、通俗性特点决定了其对G村农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农民对信息的渴求日益旺盛,订报纸、看新闻、浏览网页成为G村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并且G村农民开始有意识地将信息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加以运用。新世纪G村农民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G村农民利用广场这一公共设施,在自娱自乐、自我服务中创造了农村广场舞这一公共文化新样式,并将其发展为农村广场文化。G村农民运用自身优势,主动承接城市人回归自然、愉悦身心的需求,创造了“农家乐”文化。第四章主要讨论了G村文化的隐忧。G村文化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引人忧虑。G村农民宗族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薄弱。G村农民的社区认同低,对村级公共事务表现淡漠。面对G村土地越来越多的被征用、转用和占用的事实,未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寄希望从“种树”、“接房”中获利,而被征地农民生活却陷入了迷惘。第五章即结论与讨论。本章旨在对全文进行总结性阐述,并展开进一步讨论。本章通过总结G村六十多年来文化图景的流变及G村农民的文化实践,提炼出了人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