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萨义德《东方学》的理论,通过对严歌苓的小说、散文以及他人对严歌苓访谈的互文解读,试图在跨文化语境下,从她个人的经历和身份出发,触摸她创作背后的隐性动因。在对其作品做整体把握和讨论的基础上,力图破译她在海内外广受关注和推崇的原因。引论部分对严歌苓的整体创作过程作了划分和梳理,主要是现阶段对严歌苓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运用了一些关于“边缘人”的理论,有力地对严歌苓的身份做出定位:“多重的边缘”,同时论述了作家产生的影响是“隐含的中心”。作为边缘和中心的结合体,严歌苓的作品是大众凝视的焦点,也是对其边缘人生真实深刻的写照,身份的边缘性和大众的关注力度同时体现在她身上,进一步阐释了她和她的作品一体两面的作用——给东方和西方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和认识的平台。第二章从文本出发,呈现了严歌苓在跨文化语境下表达的母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相互间的碰撞和矛盾,以及在此过程中东方和西方产生的种种错位。作为一个旅美华人,严歌苓并没有一成不变地看待这些错位,而是积极地寻找着东西方文化之间弥合与交流的出口。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中,这也和东西方意图互相沟通和理解的事实产生了互动。第三章从萨义德的《东方学》出发,深入探讨严歌苓作品中东西方对视和互动的过程,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结论:由于个人的身份以及处境的制约,严歌苓在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在作品中呈现出“自我东方化”的特征。第四章立足于作者笔下的男女世界,运用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对跨文化语境下的男性和女性进行分析,并对性别的独特隐喻进行考察,挖掘出严歌苓隐含在“雌性”形象背后的力量。在梳理她笔下光怪陆离的情爱世界的基础上,揭示出严歌苓重构东方性的过程。也就是说,严歌苓并非一味地迎合海外读者而无视民族自尊,她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让她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了平衡。作为一个生活在异国的“他者”,寻求认同感的急切和对自身操守的坚持以同样的力道作用于严歌苓,对于西方的迎合和对于东方的执着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呈现,这是东西方交流与距离的悖论,也是严歌苓的作品能在海内外都广受关注和推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