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2003年流动人口达到1.4亿,去年的数据是2.11亿,到2050年,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达到3.5亿左右。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流动由“单个人”流动转向“举家迁徙”,于是大量流动儿童随父母来到城市。流动儿童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接受教育需要经费的投入,但是以“户籍”为依据的教育经费拨款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推脱责任,流出地的经费流不过来,流入地又没有动力出这部分经费,同时中央本级政府也不作出相应资金安排,这样导致流动儿童的上学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形成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且问题已经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多不断地加大,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解决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界定包括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在内的义务教育的性质,同时明晰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上,各层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经费支出安排。流动儿童所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经费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由县级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经费超出了其财政的承受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尤其是义务教育拨款体制所存在的弊端。现实中,也存在某些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但是却没有动力来解决经费问题的情况。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对问题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作了系统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总的来说,解决的方针可以概括为“分步走战略”,即分为短期措施和中长期战略。从短期来看,针对第一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重新定义义务教育,指出包括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在内的义务教育是全国性的公共品,所以其投资主体应该上移至中央政府,在短期内由中央来承担义务教育的大部分责任和经费拨款;财政体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由目前的义务教育拨款体制所导致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流动时所产生的“经费真空”。仅管国家三令五申,通过颁布相关政策,比如“两为主”政策来试图为问题的解决寻找突破口,但是中央只是出了政策以力图对下级财政进行支配,自己却不做出足够且稳定的资金安排。地方政府也只是一直打擦边球,与中央政府进行消极对抗,于是由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对义务教育经费实行保障”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本文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指出应该通过教育券制度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破解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所面临的“经费受户口限制不能流动”的问题,同时通过由中央本级财政设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专项基金和明确各政府层级的责任,来保证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得到保障。本文也试图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展望与尝试。文章第四部分首先对当前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进行质疑,指出在中长期尝试改革基于户籍制度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实现义务教育适龄儿童“依居住地就近入学”,在这种制度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将得到缓解;此外可以通过改良对官员的考核体系来提高地方政府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改变地方的财政体制,增加劳动力要素贡献,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各地方政府有内在的动力为争取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自觉地改良包括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品质量;最后,文章提出由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实行全包的思想理念,并从理论和具体操作两个层面来试图论证其合理性,并指出这是实现教育公平、实现义务教育全国公共品属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