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及难民相关制度从1573年的法国发展至今约四百多年历史,难民一直被称为是“最弱势的人群”,无论宗教迫害,政治冲突,暴力威胁,种族相争,甚至生态危机都可能导致因丧失基本生存保障条件的人群被迫迁徙最终沦为难民。难民保护法律制度与难民相伴相生,从单一的国内立法保护模式到当前的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合力建立多层次保护模式,难民保护制度一直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各国国内难民立法逐渐完善,大量与难民相关的国际条约签署并适用。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难民产生根源因素的持续复杂化与多元化,各国对难民保护的价值诉求出现异化,难民条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在使用过程中效力被减损甚至出现冲突,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国际难民保护进程陷入困境。本文立足于联合国难民署等难民保护权威机构的最新难民数据,梳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难民及其他避难人群的实践现状,总结问题的成因。从难民的多重定义入手,针对有法律拘束力的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议定书》提出尝试使用条约演化解释方法对难民定义条款进行解释,进一步明确难民定义的适用范围,以符合当代难民实践的发展。并根据难民条约及难民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与难民相关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义务体系,以更好地实现国际合作。为解决难民保护法律于适用中出现冲突的问题,通过构建难民甄别、居留和离境的统一的法律机制,以统一规范的方式协调适用中的冲突问题。最后落脚于中国的难民保护视角,根据中国面临的难民保护现状讨论难民立法的可行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基础提出参与全球难民治理的中国方案。本论文共分为五章内容。论文第一章主要通过分析国际难民的当代现状,总结目前难民保护困境的成因。這一部分被视为全文问题的提出。本章从难民定义发展及其他避难人群的构成入手,对最新全球难民现状进行总结,归纳出难民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人数和分布区域正持续增加、难民接纳国较为集中且多是发展中国家、引发难民产生的根源复杂多变、国际国内难民保护方式效果不佳等。提出以上难民问题出现的成因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人权与主权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冲突;随着国际关系变革出现了新的引发难民现象的根源因素;有拘束力的难民保护条约在缔约国适用中的效力被减损并出现适用冲突;难民保护法律制度主体的国际法义务设置模糊,导致责任不明,实现国际合作的进程受限;在协调与组织难民保护过程中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效能发挥不足,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功用没有被重视和完全展现。论文第二章回归难民保护的法律文件的基准点,解决难民保护条约的效力问题并提出使用条约演化解释对难民定义条款进行解释和更新。难民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2016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2018年《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以及区域性难民法律文件。经分析有法律拘束力的难民条约在适用中存在效力被减损等情势,针对该现状通过比较,提出使用条约演化解释方式对部分条约条款,尤其是难民定义条款开展条约解释,弥补国际关系变化带来的部分概念滞后及部分条款适用范围不合理等问题,解决难民定义滞后引起的条约效力被减损的现实困境。同时也需在条约解释中形成必要的限制。论文第三章对难民法律制度主体的国际法义务内容进行深入论述,以形成有效的责任分担和国际合作为导向。根据难民问题的国际实践将现有的主权国家主要划分为难民来源国家、难民接纳国家及其他国家,并有针对性的主要论述难民来源国及接纳国在难民保护中的具体的国际义务体系的构建。将国际组织区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两类国际组织的义务设置、职能划分进行讨论。尤其重点论述了目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难民保护中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并依据《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为蓝本,对设立专门的难民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了组织架构的构建与职能的设计。论文第四章专门针对难民国际法律在适用中出现的冲突问题,构建协调路径。难民迁徙过程被划分为三个重要环节,针对容易出现适用的冲突问题,论文分别构建统一的难民甄别机制、居留制度以及离境制度。难民甄别机制在参考和综合多个国际文件程序要求以及多国的甄别程序基础上创新构建一个明确、透明且有弹性的甄别机制。在居留制度中,重新精细化界定临时居留、短期居留以及长期居留的时间段,并针对每个时间段在居留范围、可能出现的问题困境以及解决方案等几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在难民离境制度中就可能发生的多种离境规则进行统一,并对难民来源国、接纳国及国际组织在此过程中的职责予以明确。论文第五章的关注视角锁定中国的难民保护立法。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面对的难民问题现状与困境,就中国难民立法的可行性予以分析。并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难民全球治理模式,发现两个模式在哲学基础、宗旨与内核、基本内容、治理模式及终极目标上都存在共同点,论述对中国难民立法的启示,并提出难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统一的难民甄别机制,全球责任分配机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监督协调机制以及全球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