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吕氏春秋》学术思想的文章很多,研究《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的文章较少,清楚明白地描绘出《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到底什么样、怎么样的更是颇乏其文。本论文即尝试对《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研究。我们要研究《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首先要理清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是《吕氏春秋》的性质,即《吕氏春秋》属于“九流十家”的哪一家?二是《吕氏春秋》的编撰意义,即面对先秦诸子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吕氏春秋》的编撰有什么意义?三是《吕氏春秋》的成书,即《吕氏春秋》是如何编撰成书的?第一,性质。《吕氏春秋》是“杂家”,先秦诸子中的任何一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吕氏春秋》所有的学术思想,本论文把《吕氏春秋》作为“杂家”来研究。第二,意义。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且各成体系、个性鲜明,如果说《吕氏春秋》的编撰是为了保存、凸显先秦诸子各家的个性,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基本没有意义,因为《吕氏春秋》编撰于秦始皇“焚书”之前,当时先秦诸子的著作都还在,阅读各家的著作就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是要在吸取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构建自己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第三,成书。《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先让其门客(也就是先秦诸子的后学)人人著所闻,然后再加工编排而成的。《吕氏春秋》在吸收、改造、融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既然存在吸收、改造、融合、创新,就存在“源”与“流”、“旧”与“新”的问题。相对来说,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是“源”、是“旧”,《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是“流”、是“新”。“流”从“源”而来又不等同于“源”,从“源”到“流”是一个既继承“旧”又增加“新”的过程。《吕氏春秋》继承了哪些“旧”?创造了哪些“新”?“新”与“旧”有什么不同?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运用“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的方法。通过“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我们理清《吕氏春秋》构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所需要的“旧”与“新”,并探讨这些“旧”与“新”怎样构建了和构建了怎样的学术思想体系?“探源寻流”并加以“比较”,是本论文最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怎样的?这样的体系怎么样?《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是为了探寻“治国之道”,《吕氏春秋》构建学术思想体系的过程就是构建治国理论体系的过程。简单地说,“治国”无非就是人治理国家,其中涉及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什么人来治国?说的是“治国主体”；二,“治国主体”怎样来治国?说的是“治国方略”。“治国之道”即“治国主体”执行“治国方略”治理国家的理论。《吕氏春秋》构建的学术思想体系所探寻到的“治国之道”就是让最优秀的“治国主体”执行最完善的“治国方略”来治理国家。怎样保证“治国主体”的优秀?在古代中国,“治国主体”是“君”和“臣”,怎样保证“君”为贤君、“臣”为贤臣?《吕氏春秋》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即实行“贤人政治”。要保证“君”世世代代皆为贤君就只有实行公天下的禅让制,因为家天下的世袭制终究会出现无德无能的昏君；要保证“臣”为贤臣首先要把“有道之士”作为择贤的标准,其次还可以通过“八观六验”、“六戚四隐”来择贤。这样就可以保证“君”为贤君、“臣”为贤臣,即保证了优秀的“治国主体”。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是完善的?《吕氏春秋》提供了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即“法天地”而“审之人”。第一,“法天地”。“法天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四时教令”,即按照天地的阴阳变化,按照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执行相应的政令。“法天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天”无为而万物以成,“道”无为而无不为,“君”就是“天”,“君”要效法“天”、效法“道”,即“君”无为,让“臣”来作为,也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第二,“审之人”。“审之人”,治国要“以民为本”,“君”之理想、“臣”之规划最终都需要“民”去完成,所以“民”是根本。“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实行“德治”,残酷的“法治”最终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同时又不能放弃“法治”,所以要“德治辅以法治”。“法天地”而“审之人”,《吕氏春秋》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治国方略”。我们会发现,《吕氏春秋》的学术思想体系有三个支撑点：“贤人政治”思想、“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德治辅以法治”思想。三者紧密相连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可以说“杂而不杂”。本论文认为《吕氏春秋》围绕探寻“治国之道”而构建的学术思想体系在理论上是合理完善的,但执行起来存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