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和医疗技术迅速发展,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大幅度提升。建国初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44.59岁,到2019年已上升至77.3岁,提高了近33岁,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接近于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水平。与预期寿命延长相关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的退休年龄“年轻”且老年劳动供给偏低。中国现行城镇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老标准: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据统计,中国60岁（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3.0%（25.1%）下降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9.1%（21.1%）左右,并且在2015年进一步下降为26.8%（19.4%）,平均每年下降约0.42（0.38）个百分点。中国城镇职工的老年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60～64岁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甚至还不到发达国家劳动参与率的一半。伴随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显现出的退休年龄“年轻”与老年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这一背景下,退休政策和养老保险政策改革作为一项应对措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设计好延迟退休政策和保证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是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此,立足于长寿风险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投资、生育政策调整、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再就业等维度来系统性考察预期寿命影响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的内在逻辑和经济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为退休政策优化和积极老龄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定量依据,而且能够有效降低退休政策改革过程中的现实阻力和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性,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第一,本文系统考察了预期寿命、人力资本投资与提前退休行为。数据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着一个反常现象,即劳动者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却提前退休。本文在一个含有企业（国企/私企）异质性的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OLG）模型中刻画了中国劳动者的提前退休行为,并嵌入了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理论表明,当预期寿命提高时,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生命周期中获得更高的工资率回报,劳动者在青年期倾向于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受教育年限。这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并非一无是处,更长的预期寿命能够带来另一种“人口红利”,提升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和有效劳动力。既然预期寿命延长具有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为何劳动者却又选择提前退休呢?本文研究表明,在考虑了资本市场不完美,教育、消费（储蓄）、退休决策与要素价格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动态一般均衡效应后,当经济处于稳态均衡时,预期寿命延长对劳动者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中国现实经济参数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有效工资率上升和利率下降引起的收入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替代效应则处于次要地位,这使得劳动者在老年期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有能力和意愿提早退休,本文的研究结论很好的吻合了上述反常现象。进一步,对劳动者终生劳动供给时间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有效劳均资本存量已高于门槛水平,这导致劳动者的终生劳动供给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反而逐渐减少。此外,本文发现如果不考虑现实经济中一般均衡效应的影响,在局部均衡模型下预期寿命延长对劳动者退休年龄和终生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存在严重的高估问题。第二,本文系统考察了预期寿命、生育政策调整与老年劳动供给。从中国生育政策逐渐放松的制度环境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预期寿命、生育约束、老年劳动供给和企业异质性的动态一般均衡OLG模型,并重点分析了在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生育政策调整对劳动者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在家庭生育受限的经济中,政府调整（放松）生育控制政策后,经济会收敛到新的稳态均衡,并且当经济处于新的稳态时,均衡状态的有效劳均资本和有效工资率会下降、资本回报率（利率）会上升。通过对全面二孩政策情形和“三孩及以上”生育政策情形的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放松）,预期寿命延长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改变了中国劳动者的生育子女数量选择、老年劳动供给与退休闲暇之间的时间配置,即生育约束上限提高使得劳动者降低老年劳动时间和享受更多闲暇时间的意愿增强,选择提前退休。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延迟退休与生育政策放松在增加老年劳动供给方面可能存在冲突。第三,本文系统考察了预期寿命、养老保险降费与老年劳动供给。社保降费政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和养老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府这一政策对中国劳动者的老年劳动供给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预期寿命、养老保险降费与退休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OLG）模型,着重考察了预期寿命、养老保险对老年劳动供给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参数,进行了数值模拟和敏感性分析。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养老保险费率能促使劳动者增加老年劳动供给,延迟退休年龄,但预期寿命延长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主要取决于模型参数与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区间。如果缴费率处于区间(12%,20%]范围内,预期寿命延长会引致老年劳动（退休）时间的上升;而缴费率降至12%及以下,预期寿命与老年劳动（退休）时间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调的,而是呈倒U型变化关系,并且目前生存寿命已处于拐点的右边,这意味着养老保险降费存在政策目标上的“下限”。在进一步结合退休年龄制度改革的研究中,本文证实了养老保险降费政策能否实现帕累托改进和有效利用老年劳动力,不仅取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范围,而且依赖于退休年龄的动态调整幅度。在当前的生存寿命下,政府在区间(12%,20%]内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同时相应的延迟退休年龄,则能起到“珠联璧合”的实施效果,而养老保险缴费率降至12%及以下,则无法实现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的政策效果。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政府应顺势而为,积极探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与退休年龄调整相联动的动态机制,以达到“珠联璧合”的实施效果。最后,本文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引入老年劳动效率来刻画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劳动异质性后,均衡分析发现老年劳动效率对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具有更高（低）生产效率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延迟（提前）退休年龄。在劳动异质性模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传导机制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此外,敏感性分析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物资资本产出弹性越小,老年劳动供给越高;退休闲暇偏好程度越大,劳动者降低老年劳动供给的意愿就越明显。第四,本文系统考察了预期寿命与老年人“退而不休”。退休人员再就业行为是理解中国退休年龄制度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如果劳动者无法准确预期到自己未来的生存寿命,可能无法做出保障老年生活的最优决策,从而暴露于长寿风险之中。在中国现行强制退休年龄制度下,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退休闲暇时间相应增加,为了保障更长退休期间的生活质量,降低所面临的长寿风险,退休老人可能会选择重返劳动力市场。为验证上述理论推断,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本文采用生存余命作为个体预期寿命的度量指标进行了经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在考虑了退休人员（年龄）异质性后,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从广度（再就业参与）,而且从深度（再就业时间）上显著促进了中国老年人的退休再就业行为。即使使用工具变量法、改变测度指标、剔除部分样本、改变估计方法等进行稳健性分析,这—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预期寿命的延长对退休人员再就业行为的正向作用在受教育程度低、“不与子女同住”和没有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中更为明显。此外,体制外的退休老年人具有更为明显的再就业参与和增加老年劳动时间的边际倾向。第五,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制度（政策）。中国退休年龄制度制约了老年劳动供给,延迟退休政策在我国已讨论多年,虽然争议很大,但势在必行。目前的很多讨论主要聚焦于延迟多少岁退休,却忽略了退休制度本身的问题。本文剖析了中国现行退休制度的三个典型特征,即退休再就业工资收入与养老金待遇分离、强制性退休年龄制度、缺乏延迟退休的内在激励机制等。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今天中国的困境与之具有相似之处。本文选取在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险政策改革方面具有鲜明特点的8个国家进行阐述,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日本和韩国。具体分析了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不同发达国家退休年龄的调整幅度、退休年龄调整周期、退休政策的主要调整内容和使用的调整手段。探讨和总结不同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制度（政策）的调整路径和措施,对于中国优化退休政策和应对长寿风险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可能是第一篇从应对长寿风险的视角来系统地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对中国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内容上,本文从不同的维度详细分析了预期寿命延长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作用机理、传导机制、影响效果及其制度性根源,细化和深化了预期寿命延长的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通过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OLG）模型来刻画个体（家庭）行为、厂商行为和市场出清,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数值模拟方法从理论和定量上进行研究,相较于单纯依靠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来说,该方法与理论机制的衔接更加紧密,更能真实地揭示预期寿命延长对老年劳动供给（退休）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丰富和拓展了预期寿命延长相关的理论文献。研究结论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很好的吻合了“预期寿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加却提早退休”特征事实,并发现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使劳动者享受更多闲暇时间的意愿增强,选择提前退休。在社保降费方面,本文发现预期寿命延长的老年劳动供给效应会受到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动区间的影响,同时证实了养老保险降费政策能否实现帕累托改进和有效利用老年劳动力,取决于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范围和退休年龄的动态调整幅度。这些新发现为中国合理制定退休政策优化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量化支撑。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改革僵化的退休制度。中国现行的退休政策强制达到法定年龄的老年人退出工作岗位,制约了中国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二是,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应该得到挖掘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继续做出贡献,但是简单延迟退休年龄并不是科学的做法,应更多提供延迟退休激励来引导劳动者在老年期自发地增加工作年限;三是,延迟退休与生育政策放松在增加老年劳动供给方面可能存在冲突,政府在设计延迟退休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四是,随着社保降费的有序推进,政府部门应顺势而为,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预期寿命延长、养老保险降费与退休年龄调整相衔接的动态联动机制,通过经济激励引导民众在目标退休年龄退休;五是,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延迟退休作为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杠杆政策,势在必行,但退休政策改革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还有赖于配套政策否与之衔接,目前我国相关的其他配套政策和制度亟待建设和完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落地尚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