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国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议题,也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方针策略和政策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显然已成为我国今后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持续实践的民生工程。尤其是2017年党中央在十九大上就敏锐地指出了当前各类问题的症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习主席所强调的这些内容,均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也就是说,习主席指明了一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破解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道路,提供了打开社会基本矛盾之锁的钥匙。在这种迫切的社会现实需求和科学的顶层设计之下,就衍生出了一个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既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打开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钥匙。那么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到底如何?也就是,我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到底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通过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实证评估来把握现状,同时通过实证检验找寻影响因素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本研究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通过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评估研究以求早日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首先,本文在国内外研究所提供规律性做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科学合理内核、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前国内相关政策思想理论概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评估目标、评估因素、指标类别和具体评估指标等构成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测评的第一轮评估体系草集又称为指标池X1。该指标池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指标A（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B效度指标（客观获得感与主观满意度）共187个指标组成（详细指标来源参见附件6所示）。然后,遵从评估学和心理学基本规律,对指标体系X1进行实证多轮筛选、实证多重检验的实证操作过程,有效消减指标选择上的主观性弊端。就评估学、管理学的在指标筛选上基本要求而言,筛选过程要覆盖调查专家选择、专家临界值的确定、鉴别力分析、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信度效度检验等一系列指标筛选的实证操作流程。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单轮德尔菲法与专家调查结合的方法,借助隶属度分析对本文初步构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指标池进行了实证筛选工作,随后,通过对指标体系相关分析、指标鉴别力分析和指标体系的信度效度检验流程实现了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分析,然后结合熵值法、D-S证据理论赋权法确定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指标的权重,并运用变异系数、功效系数等数理统计指标度量和评价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下的不同区域差距及其历史演变。最终筛选出了一套由85个三级指标构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实现程度指标体系A共包含45个评价指标,实现效度指标体系B共包含40个评价指标,它们是本研究开展实证评估的有效工具和重要“抓手”。其次,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完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按照1:2:4的比例随机抽选42个不同层级政府（6个省级、12个市级、24个县级）为评估对象对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指标的数据获取上以2013-2018年相关统计年鉴指标数据为依据,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的指标数据获取上采用调查问卷与随机抽选指标样本为依据,本文依据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为实证基础,对我国不同区域内、不同层级下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进行了实证评估,并采用总体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的现状进行判断与比较。通过实证评估分析发现,整体上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呈现出梯度现状,具体表现在东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高于中部、中部略高于西部。即东部与中部的均等化之间的差距要高于中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均等化的差距在逐渐减小。而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上,呈现出西部的略高于中部,东部高于中部的逆转性区域格局。进而运用总体分析和比较分析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与实现效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我们理想中的水涨船高、与荣俱荣的关系,而呈现出了高均等化实现程度并不一定是高均等化实现效度,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程度在不同层级政府上也存在差别,大体表现在省级政府高于市级政府、市级政府高于县级政府,而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某些领域,比如在公共文化体育、社会住房保障领域呈现出了市级政府较为优越的结果。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在同一省份下的不同市级、县级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存在同区域下不均衡现象比较明显。再次,针对上述实证发现,文章运用HLM模型对其进行影响因素侦测,依据相关理论和实证检验,分别从区域经济、财政体制、层级政府、人口统计学特征等方面作为其因变量,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区域、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对于缓解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差距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这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效度与实现程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调查人员的学历、户籍等也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水平的高低。最后按照理论总结与实证测评结果分析,结合影响因素统计检验结果的甄别,聚焦如何补齐补好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的薄弱环节,从实现路径的角度做进—步的分析与研究,提出未来我国需要从以人民为中心、“总-分-总”式解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评估、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责任、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政府间事权财权、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入手解决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问题。这既符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实际,也与目前的理论发展趋势相对应、相一致,在坚持公平性、公正性的原则上,实现“客观实际、理论动态、优化建议”的一个整体闭环,也体现出研究政策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