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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作为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独特的个性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判断,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掀起了两次热潮,受到了苏曼殊和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拜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变异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接受状况。 拜伦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拜伦所受到的重视和冷落,是处在大动荡大转变社会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地选择,同时也与拜伦思想的复杂性有关,拜伦具有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优点,同时也具有无法克服的虚荣贵族的缺点,这样,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认识的深化,拜伦在中国的地位也随之变化。 拜伦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中国的传播,以1917年新文学革命为界线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02年到1917年的清末民初时期,以翻译《哀希腊》为重点形成了译介拜伦的第一次高潮;二是从1917年到1927年的五四时期,以1924年《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拜伦的百年祭为重点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在第一次高潮中,重点是《哀希腊》,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均译过此诗。在译介拜伦上,梁启超开启风气,苏曼殊全面翻译,而鲁迅却理论阐发,鲁迅在1907年完成的《摩罗诗力说》,挖掘出了拜伦思想中的恶魔精神。到了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的传播从零碎地介绍到全面地译介,从服务政治到了学术研究,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梁实秋、徐志摩、王统照、沈雁冰、蒋光慈、刘半农、郑振铎等,都从不同的方面译介拜伦的作品和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苏曼殊受拜伦的影响最大,他被称为“中国的拜伦”,是拜伦作品最早的译介者之一,而且苏曼殊的性格和行为,是对拜伦浪漫主义精神最好的阐释,但是,两者在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实际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在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上,还是在意志的强弱和伦理的善恶上,两者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与其说苏曼殊像拜伦,不如说拜伦是苏曼殊的白日梦。相反,鲁迅在写完《摩罗诗力说》后,对拜伦很少提及,但这是对拜伦深层的挖掘,鲁迅深刻地看到了拜伦的伟大和缺陷,指出了拜伦思想中的矛盾复杂性,后来的鲁迅虽然思想上更认同尼采,但是由于拜伦和尼采的紧密关系,所以通过鲁迅作品中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拜伦思想精神的精髓,已经被鲁迅拿来,流淌在鲁迅的血液里,所以在很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