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作为英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独特的个性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判断，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掀起了两次热潮，受到了苏曼殊和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拜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变异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接受状况。 拜伦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拜伦所受到的重视和冷落，是处在大动荡大转变社会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地选择，同时也与拜伦思想的复杂性有关，拜伦具有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优点，同时也具有无法克服的虚荣贵族的缺点，这样，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认识的深化，拜伦在中国的地位也随之变化。 拜伦在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中国的传播，以1917年新文学革命为界线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02年到1917年的清末民初时期，以翻译《哀希腊》为重点形成了译介拜伦的第一次高潮；二是从1917年到1927年的五四时期，以1924年《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拜伦的百年祭为重点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在第一次高潮中，重点是《哀希腊》，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均译过此诗。在译介拜伦上，梁启超开启风气，苏曼殊全面翻译，而鲁迅却理论阐发，鲁迅在1907年完成的《摩罗诗力说》，挖掘出了拜伦思想中的恶魔精神。到了五四时期，拜伦在中国的传播从零碎地介绍到全面地译介，从服务政治到了学术研究，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梁实秋、徐志摩、王统照、沈雁冰、蒋光慈、刘半农、郑振铎等，都从不同的方面译介拜伦的作品和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苏曼殊受拜伦的影响最大，他被称为“中国的拜伦”，是拜伦作品最早的译介者之一，而且苏曼殊的性格和行为，是对拜伦浪漫主义精神最好的阐释，但是，两者在表面上存在着很大的相似，实际上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无论是在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上，还是在意志的强弱和伦理的善恶上，两者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与其说苏曼殊像拜伦，不如说拜伦是苏曼殊的白日梦。相反，鲁迅在写完《摩罗诗力说》后，对拜伦很少提及，但这是对拜伦深层的挖掘，鲁迅深刻地看到了拜伦的伟大和缺陷，指出了拜伦思想中的矛盾复杂性，后来的鲁迅虽然思想上更认同尼采，但是由于拜伦和尼采的紧密关系，所以通过鲁迅作品中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拜伦思想精神的精髓，已经被鲁迅拿来，流淌在鲁迅的血液里，所以在很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