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特劳斯那里，自然正当是一种相对于习俗而言的恒定性的、初始性的存在，它是一种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有赖于哲学家的努力去发现和挖掘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自然正当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判准、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理想图景。自然正当的这种理想性和终极性，使得自然正当与现代虚无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勾连，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这种勾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虚无主义的产生与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自然正当论的弃置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要克服现代虚无主义问题，可以采取的一种重要思路，就是回到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哲学的视域中，重新去关注自然正当、探求自然正当。本文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探索，正是以施特劳斯所主张复归的古典自然正当理论为核心而展开的，试图以施特劳斯的相关文本为基础，通过将施特劳斯思想与尼采、海德格尔、科耶夫等人的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施特劳斯所理解的自然正当的内涵及其效用，来阐明施特劳斯之所以要主张寻求古典自然正当来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的原因，以及阐明从施特劳斯的古典自然正当理论出发、究竟应当追求一种怎样的文明理想。　　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对于西方虚无主义的克服，其核心在于要通过哲学的努力，重新去寻求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判准。但是，无论是启示宗教、还是现代历史主义或现代理性主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指向某种终极目的和终极价值的，然而施特劳斯却没有选择上述途径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试图返回古典政治哲学、重新寻求自然正当来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克服提供思路。这其中的缘由在于施特劳斯对于理性的世俗化特征与启示的超验性特征这一差异之深刻体认，在于施特劳斯对于历史主义所强调的客观历史规律和历史终结论与古典自然正当所强调的恒定性之间的差异的准确把握，在于施特劳斯对于以理性自负为特征的现代理性主义与具有温良特性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异的深刻认识。　　对于现代性之根本问题的把握，施特劳斯与尼采、海德格尔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虚无主义。但是，在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传统，正是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产生的根源;而在施特劳斯那里，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产生，源自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三次浪潮、源自于由这些浪潮所表征的现代政治哲学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逐步背离。三者在理解上的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根源于三者对虚无主义之内涵的理解上的差异:尼采的虚无主义，主要指的是传统形而上学和上帝对感性生命的压抑所造成的感性生命的虚无、以及超人的权力意志的虚无;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主要指的是由传统形而上学和理性思维所导致的现代技术世界对于存在的遮蔽所导致的存在的虚无，而施氏的虚无主义则是一种由于缺乏终极价值的判准而导致的价值虚无;另一方面是由于三者对于克服虚无主义的目的的理解上的差异，尼采之所以要克服虚无主义，是为了彰显超人的权力意志、克服叔本华式的生命悲观;海德格尔试图使存在彻底地历史化，使诗性思维取代现代理性主义的技术性思维;而施特劳斯则试图为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存留、为社会公共福祉的寻求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思路，在施氏的视域中，任何缺乏终极价值约束的社会都无法对正义作出终极的判准，因而其社会的价值危机就难以避免、其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就难以确保。　　以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和自然正当理论为基础，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究竟是怎样的？尼采将价值决断的终极权力给予了超人的创造，他放弃了自然正当、放弃了价值决断的客观依据，尼采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彻底的价值虚无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的终极结果可能是导向无政府主义。科耶夫的社会理想是一种所有人都同质化的普遍均质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取消了哲学的批判功能、取消了人的理性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也取消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可能。但在施特劳斯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解是不可能的，因而政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宿命。施特劳斯根据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逻辑，提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的古典色彩的以承认智慧的主导地位为核心的文明理想，在施特劳斯看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要实现这种理想，最关键的是要推行“自由教育”、提升人们的古典哲学修养。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服现代性进程中的价值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自然正当是否能被证成的问题，自然正当的能够被证成是施氏的思想能得以成立的前提，但在现实中，这种证成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二是哲学家自身的腐化及其约束的问题，施氏秉承柏拉图传统而赋予了哲学家以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但如果哲学家自身出现腐化，同样可能给政治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而施氏则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三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能否带来政治生活的现实改善的问题，施氏一方面否认了政治哲学的可教性、但另一方面又将希望寄托于政治哲学的古典转向，这其间实际上隐含着一种难以克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