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关注范围主要为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具体考察了檀君和箕子进入到半岛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时期，通过对不同历史情境下半岛国家层面上对檀君和箕子的尊崇的梳理，同时也适当兼顾民间的反映，来考察这两套符号的产生发展及表现情形。檀君与箕子作为朝鲜民族的两套不同的民族认同符号。檀君被尊奉为“东方始受命之主”，隐喻着建国、血统的源头，表达了民族独自自主的愿望和自尊心；箕子被尊崇为“始兴教化之君”，则隐喻着文明教化的传播和尊周慕华的传统，并且箕子之封，代表着政权的正统性与疆域的合法性。 半岛在三国时代各有始祖传说，而箕子籍由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进入到半岛，但只是部分地被占有半岛北部疆域(所谓辽东)的高句丽继承，其余二国与箕子并无瓜葛。至统一新罗时代，虽号称“君子国”、“槿花乡”，但与后世将这美称与“箕子朝鲜”相混淆不同，那个时代的中原和半岛皆没有这样的认识。 由于高丽在国家策略上以高句丽继承国自居，中原对箕子继承国的主体发生了混淆，高丽也乐于接受这样一位“变夷为华，以成礼仪之国”的显赫始祖，箕子在高丽初期正式进入到半岛的历史记忆中。至高丽中期由于契丹的入侵，高丽被迫向北方“禽兽之国”称臣纳贡，为与之相区隔和高丽上层“乐慕华风”的心理，将箕子纳入国家祀典，开始了半岛对箕子的尊崇。高丽末期因为蒙元试图将高丽内地化的举措激发了半岛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意识，促使了其向“前现代民族”的转化，檀君则是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属建构范畴的认同符号。檀君虽然由此时开始出现在文献记载上，终高丽之世却未见尊崇，也没有被纳入国家祀典中，但从一些记录来看，檀君已经进入到半岛的历史记忆中，代替和分担了东明王和箕子的始祖功能，并初步获得半岛始祖的地位。檀君和箕子到高丽末期也基本成为了半岛民族共同体的两套民族认同符号。 朝鲜初期，檀君和箕子被同时纳入国家祀典，但檀君受到的尊崇弱于箕子，通过几番更张改制，对檀君和箕子的祀典进行了仪轨化，二者在祀典上的地位得到了平衡。此后又有檀君祠堂选址引发的争论，最终在平壤之外的九月山别立三圣堂以祭，檀君的父祖檀因、檀雄也籍此进入到国家祀典中。倭乱时期和明清更迭之际，由于朝鲜君臣的恋明情结，对箕子的尊崇达到了顶峰。但此时民间却有《揆园史话》一书问世，质疑事大主义，借对檀君神话的演绎，主张恢复东夷传统文化，寻回古朝鲜逝去的辉煌。然而“实学”的兴起，使得朝鲜君臣迅速改变对清态度，尊崇檀君的主张未被社会主流所接纳，《揆园史话》只是昙花一现，没有造成多少影响力。随后朝鲜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箕子逐渐淡出半岛历史记忆，檀君则成为唯一的祖源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