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地位已经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并逐渐被赋予了撬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任。公共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产业的核心要素和旅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必须在发展模式与结构上进行创新,在发展水平上实现突破。目前,中国的公共资源类景区开发、建设与培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在政府的主导体制下,景区开发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快速推进。但是,各种开发主体在进入公共资源类景区开发的同时,也遇到了从制度与体制、景区的生态保护以及景区的实际经营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最终聚焦在公共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上。
目前,国内在公共旅游资源开发上集中于两种论断,即国家公园论和经营权转移论。前者主张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公园体系,将重要的旅游资源纳入该体系之下进行统一的管理。后者则主张走市场化的道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市场资本介入公共旅游产品的经营。然而两种论断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问题,海量的资金需求和大规模的移民使国家公园体系难以运行;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与经营权转让的实践过程中,私人投资商的开发行为得不到有效监控,不惜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经济利益的回报,公共旅游资源私人垄断现象严重。因此,迫切需要从制度安排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提出关于公共资源类景区治理的新途径,来解决我国的公共旅游资源既要承担经济效益外溢的责任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这在国内公共旅游资源的研究上存在空白。
鉴于此,本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产权、公共旅游产品和合约理论的角度透视我国的公共资源类景区治理模式的演变,并提出公共旅游产品提供方式的连续形式;二是提出公共资源类景区治理的广义合约模式,尝试建立广义合约的结构体系、驱动机制和合约安排的类型,以此解决国家公园论和经营权转移论在公共旅游产品提供方式争论上存在的实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