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就依赖于在不同时期的解释体系,怎么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贯穿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与西方国家各个哲学流派的更替与论争不同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为主流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侧重点和研究范式的变化。而这种理解又是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表达的。话语的转换意味着人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转变,这种转变有时仅是学术结构的变化（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变化）,有时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例如90年代的“问题意识”对80年代“体系意识”的超越）,但都是社会政治逻辑和哲学自身逻辑共同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话语转换一方面可以透析不同时期主流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点的变化以及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借此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从而提高对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历程,进而使得正确认识理论自身运动规律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之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转换的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为起点,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风风雨雨地走过百余年历程。总体上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以话语的表现形态为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表现为“教科书哲学”的生成和发展;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表现为“实践哲学”的兴起和繁荣;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表现为学术语境下多元话语体系的形成。在第一阶段中,“教科书哲学”由于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最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因而被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传播并发展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这一时期的话语方式带有一定的政治实用主义特点,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而政治实用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以苏联为师和以掌握群众为宗旨。在这两个层面的共同影响下,“教科书哲学”一方面掌握着最广大的群众,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当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时,“教科书哲学”的话语形态又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主流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的教条化倾向,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第二阶段中,当“教科书哲学”所置身其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面临发展困境之际,其内在否定性便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并以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而改革开放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弘扬人的能动性为前提,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转向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话语建构。这其中包括两个逻辑环节:对原有教科书体系的解构和对新体系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理论的自我解放和推动社会解放思想的双向互动,并在互动中推动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理论资源的欠缺等因素,“实践哲学”在繁荣的哲学景观背后也面临理论研究的难题。在第三阶段中,由于重构教科书体系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多种多样的新问题,使得学界意识到哲学研究不应该以构造哲学体系为目标,而是应该关注现实问题,由此“问题”逐渐代替“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围绕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深化对基础理论的思考,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多元话语体系。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对国内外各类思想资源的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思想领域的影响力减弱并渐进学术化。学术化倾向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的疏离,复归作为文化现象的一般属性,这使得其理论厚度与传播力度不成比例。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话语转换的研究,可以总结出话语体系构建的三个重要经验: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哲学与人民的关系、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为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新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