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是近代工业化发展较迅速的地区,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民务工潮和一个初步的、有一定层级的劳动力市场。本文通过分析30-40年代农家抽样调查的资料,发现江南地区农户职业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男耕女工”的劳动力使用方式成为一种新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农户脱离了家庭和农业生产,它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过渡性特征,笔者概括为区域工业化下的“新耕织结构”。笔者重点分析了这种新耕织结构的产生原因和内在机理。城市工业的扩张程度和劳动力使用的性别结构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重要一方。而对于江南地区,后者更为重要,轻工业倚重、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结构直接导致工厂集中使用女工,农妇进厂做工已相当普遍。可以想象在工业部门,入城的男性劳动力预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虽说城市其他部门有对男性劳动力有较为充裕的需求,但城市其他正规部门远不及新式工业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而数量庞大的非正规行业的待遇和福利远不及城市的正规部门,江南人很少在城市的非正规行业入职。这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实际上依赖农村劳动力对于城乡收益的比较。男性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临这样的雇佣市场状况时,更有可能留在农村务农。由于所涉及的数据组无连续且相互对应的,笔者仅以日本在40年代初对江南无锡、太仓两地农村的入户调查为例进行分析。目的是考察农业收益在最大化家庭收入中的地位,证明男性在城市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时,务农将成为最好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对比了两地的纯农户和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在生产和消费水平上的差异,通过考察生存压力和土地过密化压力,目的是揭示江南农户在生产、消费人口比例与土地数量配比合适时,有一定数量的农户也不会选择外出务工,农业收益能保证一定的消费水平。预期和收益下的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形成“男耕女工”的劳动力使用方式。毫无疑问,家庭市场性消费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工业产品价值的实现并使交换和分工向深层次、更精细化的水平发展。不过自给性生产的延续、工业化早期工资收入相对低下证明,这样的农户消费结构变化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是有限的,更不足以提供工业扩张需要的消费品市场。本文的初步尝试可说弥补了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二元结构下劳动力转移课题的一个短板,对二元经济理论在经济史的研究进行了延伸,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从现实意义看,延续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家庭组织,也是影响现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家庭的二兼滞留与候鸟式务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