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作为一个20世纪后期才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因为其“实现修复正义,重塑社会和谐”的理念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相契合而得到国内学者的热议。它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犯罪,用多元的方式处理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在公权力的引导下对犯罪人赋权来处理犯罪,用多种途径来实现正义。它弥补传统刑事司法之不足,不再以惩罚犯罪人为目的,而是以“恨其罪,爱其人”的态度对待犯罪人,它关注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力图从根本上修复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旨在恢复社会的和谐,对当今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恢复性司法作为舶来品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就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理论上的困惑要得以解决,恢复性司法并不是作为替代传统刑事司法的角色而存在,而是在传统刑事司法体制之内对传统刑事司法的补充,它是在肯定犯罪观和刑法目的的基础上犯罪处理模式的深刻转变。它认为国家不应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力量,主张采用多元的方式来处理犯罪,而且认为对于轻微刑事犯罪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式反倒会更好。有鉴于此,本文以恢复性司法为对象,综合介绍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内容以及在我国的实践现状,更进一步对我国全面引进恢复性司法提出粗浅的建议。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恢复性司法的概况。第一节对恢复性司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第二节对恢复性司法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恢复性司法就是指通过犯罪行为人及其受其后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共同参与到案件处理过程中以达到修补或弥合由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第三节引用霍华德·泽赫的观点来阐释笔者对恢复性司法内涵特征的的理解。第四节介绍了恢复性司法的三种常见的模式。第五节探讨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取向,认为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同时促进犯罪人的复归,而且兼顾社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维护了社会正义,节约了司法资源。第六节论述了恢复性司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和特殊预防功能。第二部分从三个方面讨论我国引进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第一节论述了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的不足,恢复性司法弥补了人文关怀的缺失。第二节提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恢复性司法的“恢复”理念与“和谐”理念相契合。第三节提出国际范围内被害人运动的兴起,恢复性司法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立法趋势的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应当予以借鉴。第三部分介绍了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实践现状,着重介绍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社区矫正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第一节介绍了社区矫正的概念,以及我国各个省市如火如荼开展社区矫下实践的具体情况,认为社区矫正是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初步试探性的尝试。第二部分介绍刑事和解的概况和在我国的实践情况。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理论最直接、清晰的体现,是对恢复性司法原则最生动的表达方式。第四部分对我国全面引进恢复性司法提出粗浅的建议。第一节认为要引进恢复性司法首先要对其引发的相关理论困惑予以解释,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在我国司法体制之内,恢复性司法并不是对犯罪本质论的颠覆,它是在认同犯罪是侵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用多元手段处理犯罪的一种司法模式。保障人权作为两者共有的价值目标也使两者在保持现有司法体制前提下的结合具有现实可能性。第二节对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内的角色予以定位。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恢复性司法只能是传统刑事司法的补充。第三节提出了恢复性司法制度化建构的建议。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只能适用于青少年犯罪、轻微刑事案件和主观恶性小的案件,不能适用重刑案。恢复性司法的适用程序,自愿、平等、公权力保障是恢复性程序必须注意的问题。恢复性司法适宜适用的阶段,认为侦查阶段不能适用恢复性司法,审查起诉阶段才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主持者,在我国传统的调解文化之下,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主持者可以保障恢复性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通过本文的写作,笔者旨在寻求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意义,探讨我国目前恢复性司法实践现状,进一步提出全面引进恢复性司法的步骤和方式,以期望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国土中能健康地发展,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