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奇迹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农村转移劳动力(即“农民工”)增速下降，以往的劳动力投入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再可行，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成为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影响、助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从当前来看，开发“人力资本红利”的关键是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迁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可以产生人力资本效应，实现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增值和增加。一方面，迁移具有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合理地迁移或流动可以实现农民工既有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迁移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效应，迁移可以开阔农民工视野，使其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对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如何更好地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行培育？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迁移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红利”开发的驱动作用？这些正是本文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将迁移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既在微观层面分析迁移决策行为，又在宏观层面探讨迁移整体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且现有文献多以描述性、表征性研究为主，缺乏迁移与人力资本之间关系更为深层的分析与探讨。本论文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在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迁移影响其人力资本配置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机制，在实证层面检验上述理论机制的存在性及有效性，以期为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及优化配置提供了迁移层面的证据和补充。不仅如此，农民工迁移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而市民化是农民工由“候鸟式”迁移向“生根式”迁移转变的最后环节，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本研究进行拓展，进一步探讨农民工迁移带来的人力资本效应在宏观层面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论文在系统回顾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迁移人力资本效应的理论逻辑与分析范式，细致梳理了农民工迁移对人力资本配置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并以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上海财经大学“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情况与影响因素综合调查”数据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模型、PSM模型、两部分模型、HLM模型以及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农民工可以通过迁移实现既有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即迁移可以使农民工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但迁移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效应存在门槛值和异质性。一方面，只有达到一定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的农民工才可以通过迁移实现人力资本优化;另一方面，迁移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效应因迁移选择而异，相比在本地务工和在中小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跨地区务工和在大城市务工农民工迁移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更加显著。
　　(2)迁移不仅可以使农民工既有人力资本实现优化配置，还可以使农民工更加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技能培训投资，农民土可实现收入的显著增加。进一步地，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增加的效果因培训类型和迁移选择而异，农民工自费参与的社会培训增收效果最为显著，企业培训次之，政府培训的增收作用则不理想。此外，跨地区迁移农民工的培训增收效果显著好于本地农民工的培训增收效果。
　　(3)对于已婚已育的农民工而言，其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体现在自身培训投资上，还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子女随迁就学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是对子女教育的物质和时间投入程度。其中，子女随迁就学决策受制于农民工的迁移距离，迁移距离越近，子女随迁就学概率越高，此外，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具有明显优势。
　　(4)受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在迁入城市之后并未完全实现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实际上，农民工市民化对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供给的关键。同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因其迁入城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城市异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民工平均市民化程度，还可结构性地调整农民工个体特征与市民化程度之间的关联强度，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较为明显地增强教育程度、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联。
　　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构建农民工技能培训长效机制、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政策建议。由于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根据研究结论制定的政策更加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宏观结构合理化，可为我国“新常态”发展、城市化推进、“人力资本红利”开发提供智力支持，也可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