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著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
　　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著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
　　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
　　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
　　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
　　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