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作为司法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因契合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顺应了刑罚宽缓化的世界潮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又具有提高司法效率、修复当事人关系的优点,所以受到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推崇,被各地检察机关广泛推行,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指导文件以使该制度更好的实施,但笔者在检察机关通过调研发现,刑事和解在司法适用中程序简单,重赔偿轻和谈的倾向较为明显,加害人、被害人一般不和谈甚至不见面,双方亲属参与讨论民事赔偿,民事赔偿部分协商完毕,刑事和解程序即告完结。这使得刑事和解所应具有的修复加害人、被害人关系的功能消失贻尽,沦变为“以钱买刑”制度。笔者认为这与对刑事和解的和谈关注不够有关,本文将主要研究刑事和解和谈模式,并结合司法实践讨论我国西部的刑事和解和谈模式,如何改良。笔者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刑事和解的内涵、历史渊源,论证了刑事和解这种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目的是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情感障碍,预防加害人再次犯罪。其次,笔者对刑事和解和谈模式进行了释义,论述了刑事和解和谈模式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即调停人主持下的当事人见面和谈,并对这一核心要素进行了法理和心理学论证。第二部分对西部某市某县刑事和解和谈模式的调研进行了说明,得出我国西部的刑事和解和谈模式是“替代型和谈”模式,即亲属代替当事人,谈钱不谈情的自行和谈模式。笔者对该模式进行了原因分析。得出无制度保障、办案人员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和谈模式的制度性设计,首先是刑事和解的调停人模式,从长远看,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停是理想选择;其次提出了刑事和谈程序应在立法中予以确立,具体表现为:第一,确定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谈是刑事和解的必备要件;第二,确立刑事和解和谈的一些基本程序;第三,立法明确刑事和解作为会见加害人的因素之一,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实施条例》中关于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在看守所里设置专门的和谈场所;第四,只有和谈的案件才能被法院承认。最后,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使加害人的认罪态度及表现能在刑事和解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刑事和解回归到注重双方关系的修复上来。结语提出了调研的体会,即在无立法引导下,人依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普通人如此,国家工作人员亦如此,在立法赋予公权力机关新的义务后,需要给予公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新的权利,即新制度的设计应保证给予承担新义务的主体新的权利,从整体上保持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并对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避免宣言式立法,立法后执法人员消极执法情况的发生,只有如此,制度才能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