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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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复杂的跨界水系和不同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导致在跨界流域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为了缓解流域上下游的利益冲突,消除和降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近年来,全国人大、财政部、环保部等部委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并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其中较为典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已开展至第三轮。本文意在对流域生态补偿产生作用的理论、对影响工业的机制及实际效果进行研究,为提高补偿效果、推广补偿模式提供科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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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复杂的跨界水系和不同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导致在跨界流域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为了缓解流域上下游的利益冲突,消除和降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近年来,全国人大、财政部、环保部等部委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并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其中较为典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已开展至第三轮。本文意在对流域生态补偿产生作用的理论、对影响工业的机制及实际效果进行研究,为提高补偿效果、推广补偿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文章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了当前对于生态补偿、环境规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研究,然后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和运行机制展开了讨论,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设。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首先检验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对上游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采取了合成控制法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然后又检验了政策实施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检验中,除了政策效果及相关稳健性检验之外,又进行了政策机制分析以及异质性检验,考察了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上的差异。实证结果发现:(1)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显著增强了上游的工业环境规制,有利于实现补偿的环境目标。(2)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上游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利于实现经济目标。(3)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规模效率影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4)重污染行业受到政策的冲击强于普通行业,生产效率降低效果更明显。(5)私人控股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明显,而国有和集体控股企业生产效率未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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