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因于作者试图论证自己的一个观点:即宪政民主是一种兼具理想性和可行性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以及其形成的路径对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在宪政和民主究竟是不是同一种理论和制度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特别是鉴于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几乎将民主等同于宪政,论文致力于理清基本理论问题,因此以两者的相互关系作为论文的主干部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宪政民主及其形成路径对中国未来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论文选取宪政与民主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一般特征作为论文的第二部分内容。因为在作者看来,自民主与宪政传播到中国以来,中国思想界走了一条“亲民主而远宪政”的道路,这不仅暴露了严重的理论缺陷,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中国近代政治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因此检讨近代中国思想界在民主与宪政问题上的得失有助于进一步论证作者的观点。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民主与宪政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梳理,并从概念、理论源流、价值取向、制度安排以及理论原理等方面对两者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通过这种梳理和对比分析,作者认为,民主与宪政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在理论源流、价值取向、制度安排以及理论原理诸方面既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概而论之,民主指“人民统治”或“多数统治”,而宪政指“控制国家权力”;民主关注主权归属问题,而宪政关注主权边界以及主权的规范运行问题;在价值取向上,宪政以个人的消极自由尤其是财产自由为取向,旨在保障个人成为自由民;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让个人做国家权力的主人翁,也取向自由,但主要是积极自由,并更多地与平等联系在一起;在理论源流上,民主更多地源于卢梭的学说,而宪政则更多地源于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制宪者的学说,民主理论受益于主权在民和代议制理论,并受到功利主义学说的支撑,而宪政理论则受益于混合政体学说和自然法学说;在制度安排上,民主以参与为核心,并以议会、政党、普选和多数规则为其运行机制,而宪政则以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和法治为其基本的制度框架;在人性预设上,民主持乐观态度,而宪政则持悲观态度。由于民主和宪政的这些差异,两者在主权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是否可分割、是否按先人制定的规则运行等方面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两者更多地呈现一种互补和支撑关系。民主因其在多数规则方面的瑕疵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不能绝对地保障个体自由,也不能当然地支持自由市场的运作,并因其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功能可能妨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宪政则以其对主权边界、主权运行方式的控制和消解主权的能量使国家和社会、“私域”和“公域”得以区分,使其比民主更为可靠地保障了个体的消极自由,尤其是维护了自由市场的运作,并有效地防范民主误入“多数暴政”等弊端。由于宪政以个体的消极自由为其价值取向,并在运作机理上具有温和色彩,它比民主理想更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并避免了民主化改革所遇到的难度,也远比民主化更少给社会带来震荡。但单纯的宪政在其自然权利理论基础以及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方面也存在着弱点,尤其是宪政的制度安排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的实质平等问题,而民主则弥补了这些缺陷,民主以其理念提升了普通民众的价值,也实际改善了普通民众的命运,促进了民智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并在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显示了其对宪政的补救意义。论文还分析了民主和宪政的相互支持关系,认为民主和宪政以其原理各自支持着对方,在客观上可能达到对方想要达到的结果。此外,论文还指出,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从宪政逐步迈向民主的,宪政保护了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则塑造了独立的个体,并进一步孕育了民主。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作者对民主和宪政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梁启超、严复和孙中山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在民主和宪政问题上的基本倾向的分析,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界有个共同特征,即“亲民主而远宪政”,如梁启超虽然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在近代中国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并未真正接受宪政理论,甚至在某些方面排斥宪政;而严复虽然崇尚自由,但却在通往自由的路径上选择的是民主路径而非宪政路径;孙中山则几乎撇开宪政来单纯地追求一个建立在“全民政治”基础上的“万能政府”。进而,作者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亲民主而远宪政”的基本原因,认为近代中国特定的救亡背景使得宪政的自由理念和相应的一套制度安排与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需求存在着紧张关系,而民主以其强调个人做国家“主人翁”则回应了这种需求。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由于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大同”而非个体自由,并以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政治权力作为配套,因而使近代中国难以在本土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资源,而“民本主义”思想的丰富则使近代中国较易接受民主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近代中国“亲民主而远宪政”的后果,认为“亲民主”使得中国政治文化完成了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转变,在实践中催生了共和,但也将民主抬上了神坛,并造就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激进主义倾向,使近代中国在激荡的岁月中度过。而“远宪政”则使近代中国虽然赶跑了皇帝,获得了形式上的“共和”,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专制主义,也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完成从“大同”、无限政府理念到个体自由和有限政府理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