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期鲁迅形象为研究对象,以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1)为研究时间范畴,以日常生活维度中鲁迅如何弥合、区别知识分子身份与寻常百姓身份为主要研究话题。主要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鲁迅在世俗生活中的艰辛与幸福。从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两方面展开,以鲁迅总体经济状况决定的市民阶层、家庭及婚姻生活中担当的长子身份、父亲角色与妻子角色为重点。鲁迅以自由撰稿人为职业,收入位于知识阶层上流,但收入不稳定、生活负荷重、收入方式琐碎,以致鲁迅经济状况始终处于市民阶层。亲属关系中的鲁迅,统一于爱与诚的长子与慈爱父亲形象,始终坚持以母亲、海婴为本位的亲情观,以遵循母亲意愿的方式,全然展现着对母亲的“敬”与“爱”,而周海婴的到来为鲁迅苦闷的精神生活新增添了人间俗世的乐趣。在此,机智、博学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慈爱的常人父亲身份交融。鲁迅与许广平因精神相知,相助,相爱。鲁迅在《两地书》(第三集)中置亲昵、爱意于细微末节之处,展现了两者分离后特殊的生活样态。与此同时,婚后两者面临着高伫于现实的爱情与柴米油盐的现实之间融合的困难,许广平牺牲自我进步空间,承担家庭责任,与鲁迅精神日益隔膜。而面对现实困境,鲁迅回馈以对社会更大的牺牲。在其婚姻生活中,爱情只是小爱,一直为社会大爱牺牲。他们不仅是爱人,更是相互扶持的伙伴。第二章围绕作为智识者的鲁迅展开,以其日常书写、生活中独特的自我体认,与漂泊的生存状态相依存的漂流的精神姿态,打杂的文字工作状态,对于青年的扶持为中心。鲁迅首先在日常书写、生活中自觉体认着知识分子的身份:文体意识明晰,书帐记录详尽、珍视书籍的态度。其次,鲁迅的漂泊姿态不仅是其作为知识分子基础的心理状态,也是其基本生存状态。鲁迅伫立于都市文明的边缘,以批判与反抗都市文化的立场介入,展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上海都市文明的变态与畸形。漂流姿态既是外界环境挤压造成的不自由状态,更是他从不自由向自由突围的个人文化、政治抉择。再次,鲁迅处于严峻的出版环境中,受经济、现实政治因素制约,一直被生存与为社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之间的矛盾拉扯,对其主体造成了割裂之感,鲁迅无奈之下发出“打杂”哀叹。但是,鲁迅执着于现在,坚持以创作为中心,长期高强度的文字工作,显示着鲁迅强烈的生命意志与顽强的生命韧性。鲁迅对青年的扶持是其启蒙意识、“立人”精神持续实践的表现。以精神鼓励、物质支援、借助自我名誉,帮助青年参与公共话语空间为主要形式,愿为祖国的未来甘愿做扶梯者。第三章主要以晚年鲁迅的身体情况为中心,阐述鲁迅长期处于疾病状态下的暮年心理、面对人类必经的死亡及其恐惧时选择的方法、因疾病勃发的生命意志。定居上海后,鲁迅身体持续缓速恶化。诊治范围蔓延,患病频率、病情凶险程度增加,痊愈时间增长。1934年8月后鲁迅身体释放衰弱信号,心理呈现暮年状态,产生趋死又趋生的心理、彻底转变对平凡生活的情感态度、渴望“普通人”生活。在面对人类必经的死亡及其恐惧时,鲁迅选择直面死亡、回溯过去的姿态,或以“死亡”为题材,态度从容,直接叙述死亡体验,展现其独特的生死观——体验观;或出于死亡的阴影、恐惧回忆过往。疾病成为鲁迅生命意志的激发点,通过写作再次找到现实生活的立足点,强化生命意志。日常生活中以强化生活习惯的方式,文学创作中以“回忆”为主要方式强化生命意志。鲁迅的向地性——始终与被折损、被侮辱的底层大众站在一起的信念支撑着鲁迅强大的生命意志。鲁迅同也以文学作品、个体实践行为宣告了个体生命如何超越生死,探寻人类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