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志,本姓朱,大约出生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年),卒于萧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其生源桑梓,一说不知何许人,一说为金城人。南朝时期,宝志曾因“惑众”之罪名一度遭到齐武帝的监禁,但其后凭借自身的神通力摆脱了牢狱之灾。从此,宝志显迹不断,京土士庶,皆共事之,萧梁立国之后更是受到梁武帝的崇敬和优待。在修行之余,宝志还经常参与梁武帝、法云等人组织的佛法辩论,更见其高深的佛学修为,一时追随求佛问法者越来越多。宝志圆寂之后,梁武深感悲痛,将其厚葬于钟山,并在次年立开善寺以纪念其德行,王筠奉敕撰写开善寺碑文,陆倕撰写宝志法师墓志铭文。宝志的显赫声明受到后世王朝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宝志大加推崇,封赐不断,利用其神通显迹巩固王朝的统治。一时之间,褒奖宝志之声不绝于耳。在朝廷的大力宣传之下,宝志之生平引起了历代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间也开始流传许多与他有关的传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传说的内容愈加丰富多彩。在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宝志是以“高僧”的形象出现的；可大约从七世纪中期开始,宝志逐渐被刻画成一位“神僧”,不仅被创作出许多诗作,而且形象多变,世人将其视作十一面观音的化身。对于宝志这位僧人而言,他最初的“高僧”形象如何,后世又是经过怎样的建构机制和过程而使其获得“神僧”身份的呢,这就是本论文所要尝试讨论的中心问题。宝志自南朝开始显迹,这一时期流传至今的文献并不多,主要有梁朝陆倕的《志法师墓志铭》和梁朝释慧皎《高僧传·保志传》两篇,其余如萧子显《南齐书·江泌传》及《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萧衍《净业赋》等也仅有只言片语提及。本文第一章便从这些早期的文献出发,对它们的书写状况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分析,不仅指出了在叙述方面的不同之处,而且强调了它们在内容上对宝志佛学修为和神通显迹两方面都有所关注这一真实情形。时至隋唐,宝志之事便开始在多部王朝正统史书之中出现,本文第二章在论述完正史记载的内容之后,顺次摘录出这一时期成书的释门著述和文人笔记小说里记载宝志事迹的其他情节,完整地呈现出宝志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南朝时期的著述相比,宝志在隋唐时人的笔下已经开始展现出其“神僧”的一面。李氏立国之后,对宝志这位僧人非常重视,甚至有时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不惜重新编造出新的事迹或谶言,宝志在统治者的宣传和史家的再创造之下逐渐变成了一位卓越的政治预言家。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第三章从赵宋王朝以后历朝的官方推崇和历史书写两个方面对宝志的神僧形象进行论说。根据魏斌先生的考证,早期僧人神异事迹的文本传承往往呈现出一种二元化的趋向,非神异叙事讲述僧人的出身和生平事迹,多见于经序；神异叙事多会以佛教“故事块”的形式传承,改编空间较大,由此带来的创作版本也较多。宝志神异事迹的传承也是如此。后世之作为了刻画宝志的“神僧”形象,经常会对其神迹内容进行两种形式的文学性加工：一是重新书写某一显迹事迹,改变它发生的时间、.地点、故事情节等内容；二是以某一传说或事实为切入点进行神异显迹的再创作,中间穿插某些早期文献不曾著录的内容。按照这两种思路,笔者选取了“绘残鱼”和“天目山锡杖振虎豹”两个传说,并以此论述宝志之神僧身份逐渐被建构的历史过程。经过文献的历代传承,早期被称为“高僧”的宝志,最终以“神僧”的身份显现在世人面前,其高深的佛学修为随即不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诚然,宝志留下的传说远非这般,还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厘清这些传说内容的变化,不仅能够明晰后世宝志形象的转变轨迹,而且传说本身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为江苏等地的民俗增添新的光彩。另外,为了便于阅读,笔者在正文之后还附有宝志“绘残鱼”传说的历代文献汇集,与正文的叙述内容进行对照,以省去费时寻找文献之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