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变迁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在于不断流入的人口和城市承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趋紧的户籍制度成为特大城市控制城市人口的主要选择，而特大城市的人口却面临着“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聚焦于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着重分析两个问题:第一，放松C-P模型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设。在严格的户籍限制下，探讨制造业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原因，即户籍限制对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理。第二，运用经验数据验证特大城市户籍限制对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市规模和地区间呈现出的差异。　　理论层面上，新经济地理学的C-P模型为解释制造业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两大路径。本文放松了制造业劳动力完全弹性供给的假定，在C-P模型中加入了户籍限制，通过户籍限制产生的消费转移效应和生产的效率抵补效应分析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变化，从而最终引起的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扩展C-P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数值模拟，展现了在不同工业化水平下，户籍限制高低与制造业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　　实证层面上，本文利用1998-2014年中国特大城市面板数据，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和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后，着重验证了户籍限制与制造业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中国特大城市户籍限制与制造业劳动力流动在城市规模和地区间表现的差异。本文发现，户籍限制对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特大城市规模上没有显著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较高的户籍限制会增加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入，而中西部地区户籍限制会显著导致制造业劳动力外流。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中国特大城市户籍限制产生消费转移效应和生产抵补效应，从而通过影响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导致特大城市制造业劳动力实际工资上升，吸引制造业劳动力流入。在城市规模和地区比较上，特大城市的规模不会显著影响户籍限制对制造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地区上，户籍限制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特大城市制造业劳动力流出，东部地区特大城市制造业劳动力仍旧是流入。对特大城市而言，政府应当逐步放宽户籍限制，增加城市公共品供给。同时，借助于制造业劳动力流入优势，发展高端制造，实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