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图把荀子思想放在战国时期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篇章架构上以荀子的礼学思想为核心，而旁及荀子思想的诸多方面。在论述上没有采取机械、静态的分类方式，而是在论述荀子思想与诸子思想间关系中来展开自己对荀子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动，打破了周礼维持下的社会结构的平衡，礼可变的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在战国时期，任何学派在理论的架构中都不能不面对礼，都不能不对礼的时代价值作出判断，因此，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潮是围绕着礼学展开的。 论文包括导言、论文主体和结语三部分，导言概述了《荀子》的研究现状、选题动因、研究方法，并对这篇论文的结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主体部分首先通过历史的分析，对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成就和局限作了宏观的介绍，并考察了礼在战国时代的地位，进而认为战国时代是礼的转型时期，在思想上也一改往昔的“学术为天下裂”而呈现文化融合的态势。其次，通过对孔子、子思学派和孟子等儒家学者礼学思想的分析，认为“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特征，孔子从内在心性上为礼寻找根据的思路被儒家主内派继承和发挥，无论主张礼生于情，还是礼为外心的发用，他们在寻找礼的内在根据的同时并追求人道的终极性超越根源，在重视圣、智、仁、义、忠、信等范畴对礼的影响的同时，也提出了礼对于道德的调节、文饰及德性养成中的重要作用，就德礼关系而论两者为分位一体的关系。对礼的内向开拓，体现了有德无势的君子，通过个体的内修和外显来影响社会的积极心态，并从内在心性上使礼学思想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在先王崇拜盛行的战国时期，荀子提出“法后王”即法周的观点，并以“道贯”的理念为礼建立了治道的根据，其性恶论也一反儒家内在超越的思路，以其经验性的品格论证了礼存在的必要和化性成伪的可能，其礼学思想体系以其鲜明的实践理性，为重建礼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再次，荀子具体论述了教化的职责、目的、方式和内容，坚持教化为本和行礼上称情节欲的中庸原则，使荀子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儒家人文主义立场，同时强调礼的名分意识，礼的敬天、敬祖、敬人功能，而对一般民众，礼保留了神道设教的特征。战国时期法具有相当宽泛的内涵，荀子法思想与法家之法在内涵、用刑理念和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荀子注意到了礼的礼仪、礼义和礼法方面，荀子之法指礼法、政令和刑法，战国时期出现的“道法”、“礼法”、“德法”的提法，事实上目的在于救法家之法弊端及对法进行制衡的努力。荀子之礼以无暇的思想品格，是衡量法为治法和乱法的最终依据。荀子思想中的重相意识、虚君主义，其思想受到了早期典范政治和晚周君相政治格局的影响，荀子并不是封建专制的始作俑者。另外，论文还详细考察了道、墨、法等派别的礼学思想，指出老子一系道者的思想，体现了周礼的内在精神，早期儒道思想和周礼有相通之处。战国中期以后，早期道家演变为稷下黄老道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学派，黄老道家在融法入道的同时，也进一步吸收儒家礼治学说的精髓，从而一改早期道者的迟暮气象，庄周则从自然主义的立场，表现出非儒和反礼的学术取向。墨子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儒门礼学提出批评，其礼学思想对当时礼制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礼的仪式和象征意义的忽视，又使他走向了宗教的神秘主义。稷下法家虽不像三晋法家那样排斥礼，但在礼法间本从关系上有着根本不同，荀子从治道角度出发，对各家思想既有继承和吸收，更多的是批评和理论回应，其礼学思想在战国礼学思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结语部分则通过荀子思想的历史命运和荀子身后的荣辱毁誉，分析了其不见用既有时代的必然，也有其理论的原因，作为一个面向现实的思想家，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其思想对秦汉后自觉以礼入法、文人仕进制度和儒家文化的非守成品格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