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艺术的变革时期,在艺术史的研究中受到重视。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合与分问题,在历史的变迁中区分发展阶段非常重要。十六世纪充满巨大潜能,有十七世纪艺术发展所没有的动力。思想的发展也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艺术发展反映着这种思想领域的开放,这一环境造就了董其昌等代表性人物的出现。以董其昌所处的环境去看他在明清绘画形态变迁中所处的位置,这一视角可以避免将董其昌作为中心权威去领导当时艺术发展的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局限,关注思想的可能性,正是董其昌开启的创造性时代的意义。这是本文重读谢时臣绘画,挖掘其创新意义所依托的重要的时代氛围。本文所研究的谢时臣,是十六世纪绘画开启的创造性时代里的重要一员。本论文考察了谢时臣在变革的环境下进行的艺术创作,研究其与当时思想史发展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探讨谢时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其艺术观念发展的道路。本文认为,主体意识不仅深深影响着董其昌所处的环境下的艺术发展,也让谢时臣大半生的艺术道路都与此问题息息相关。放在明清之际艺术变迁的背景下,重读谢时臣绘画,不仅可以深入反思董其昌、谢时臣等艺术家所做的种种努力,而且可以将对十六到十七世纪明清艺术变迁的创造性意义的思考落于实处。本文在讨论谢时臣绘画发展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几个与此相关的艺术问题:一、从谢时臣绘画主体性的角度,分析他“敢与溪山写真”的思想,关注董其昌思想所处的环境及其影响。谢时臣山水之“真”,是对自然和生命之真的追求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从山水之真到生命之真,是董其昌时代给明清之际艺术变迁开启的新的创造,谢时臣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开创者,不容忽视。二、从主体性角度,追溯谢时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如他笔墨中“怪”的风格的形成,就反映了当时董其昌所处的环境下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种“怪”,主要体现为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和谐、突兀和奇特,也就是独特的图像经营模式。同时,谢时臣绘画之“怪”还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与晚明画坛尚“奇”尚“怪”的艺术思潮息息相关。三、置于十六世纪艺术思想发展呈现出更多可能性的发展环境,在谢时臣艺术创作和思想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评价谢时臣绘画的意义。他的“真”与“怪”实为一种创新,是绘画变革的时代里的主动探索,是对传统绘画审美意义的有力拓展。通过谢时臣的绘画创新,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明清艺术变迁的开启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