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文学批评是极富意义又颇为棘手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批评话语入手,通过分析、比较批评家们的话语特征,首先辨识了“自由民主派”与“民族爱国派”两大批评派系,确定了前者对后者占有的整体话语优势；然后鉴别了自由主义者们的不同辈分身份,论证了“七八十年代人”批评家们的话语实力。最后,本文通过引入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实例,具体而深入地阐发了两派批评的话语“冷战”、“父”与“子”的话语冲突以及后苏联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归属等问题。本研究分为导论、正文三章和结语五个部分：　　 导论评述了我国的当代俄罗斯文学译介、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阐明了研究俄罗斯的后苏联文学批评,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揭示论题的学术背景和意义的同时,导论说明了论题的复杂性以及本文选取的研究视角及其原因。有关后苏联文学批评与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转向之关系的思考,是辨明文学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社会文化语境、明确“后苏联”与“废墟”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努力和尝试。　　 第一章从“自由民主派”与“民族爱国派”批评家的分野、批评领地的割据、批评话语的截然对立和不相交集,判定了两派批评“各自为政”的意识形态二分格局,并探讨了这种局面形成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文化原因。两派批评同等的言说权利并不意味着势均力敌的话语权力。透过后苏联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机制——文学奖,本章比较了自由主义文化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的资本实力,并借鉴布尔迪厄有关“象征资本”与权力的社会学理论,论证了与社会文化资源配置相对应的批评话语权力分配；此外,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信仰对批评主体的话语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意识形态决定性。　　 第二章分析了“自由民主派”批评内部“父”与“子”的话语冲突。在确认自由主义者们的整体话语优势之后,本章鉴别了“自由民主派”批评分流的辈分标识,界定了“六十年代人”-“父辈”、“七八十年代人”-“子辈”、“九十年代人”-“孙辈”的辈分身份与文化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三代“自由民主派”批评家的不同自由观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父辈”的批评“惯性”、“孙辈”的“批评姿态”,使他们未能像“子辈”那样成熟而完满地实现言论自由,故而在这场自由主义者们的内部竞争中败下阵来；尽管“年长的子辈”与“年少的子辈”之间不乏分歧,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七八十年代人”批评显示出了无可置疑的话语实力。辈分身份、文化身份、自由观念、批评话语之间的必然关联,印证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辈分决定性。　　 第三章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分析,进一步发挥了第一章与第二章的论点,并揭示了后苏联文学批评话语权力之争的第二个层面: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角力。在廓清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章评述了“民族爱国派”、“六十年代人”、“七八十年代人”与“九十年代人”的后现代主义观,追踪了“年长的子辈”与“年少的子辈”从拥护“异样文学”走向怀疑乃至否定的共同的立场转变,也识别了二者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中显出的细微差别及其原因。“七八十年代人”,尤其是“年少的子辈”有关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种种论说,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模式、理论和话语体系的依赖。　　 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延伸。在对两派批评的话语“冷战”、“父”与“子”的话语冲突进行历时梳理的同时,结语进一步思考了“七八十年代人”与“九十年代人”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冲突、他们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分歧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总结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展望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的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