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动员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机制。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政策过程带有较强的政府动员色彩。然而,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形成的隐秘机制——政府内输入和公众认同聚合,学界却缺乏理论层面的必要关注。其中,公民利益表达制度的缺失,公民利益表达能力、意识的桎梏,社会组织参与的孱弱以及部门利益化的窠臼导致了政府内输入议程的形成。这种权力精英主导城镇化政策制定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政策的“非理性”、“碎片化”和“不可持续性”。而公众认同聚合则是通过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和组织认同等三种认同聚合的方式来获取公众的政治支持。政府内输入—公众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有力地揭示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发生机理,清晰地展示了威权政体中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焦虑”被“问题化”的过程。因此,基于政府内输入—公众认同聚合的困境,有必要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进行价值考量。本文首先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价值取向是效率与公平天平上的效率优先、秩序与自由较量中的秩序强化、精英与大众博弈中的精英决策。效率优先、秩序强化和精英决策必然为城镇化的推进带来诸多弊端,如城镇规模盲目扩张、农民参与权益难以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其次,从合法性来检视,动员型城镇化政策是一种韦伯式的经验主义合法性,农民出于对政府权威的服从和经济绩效而认同城镇化政策,并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基于商谈辩论和公民参与的规范主义合法性。再次,从有效性来审视,有效性包括效率、效益和公正性三个评价标准。动员型城镇化政策在效率和效益标准下是有效的,它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总值的提高、促进就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政策目标的有效达成和政策效果最大化,但由于政策主体和不可选择性、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政策权力的非对等性,其并不符合公正性的标准。最后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从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规范两个方面对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优化与完善,同时通过法治的嵌入,使政府动员保持在一定法律限度内,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从而提高政策效能,为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