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宏观国民经济及微观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投资决策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尤其是国企,我国国企不仅需履行经济职能,更需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往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易滋生“扩张冲动”“非效率投资”等不理性投资行为,企业投资激励的扭曲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更使之加剧。2015年国务院发布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旨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理性高效率投资,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从侧面表明提高国企投资效率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暗示现实中的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堪忧,而我国国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作用,非效率投资问题亟待解决。2008年,我国五部委联合发布(1)《中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要求所有的主板上市企业在披露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一系列指导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文件的相继出台,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是会计发展与改革的九大任务之一,表明我国内部控制意识显著加强,内部控制在企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广泛重视。在内控逐渐与国际趋同的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会否得到显著提高?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否会对国企的非效率行为起到改善作用?管理层作为所有者与债权人的代理者,在双方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就易引发代理冲突,管理者通常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经营企业,但这并不总是符合股东的利益。此外,管理者在企业内部控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在设计与执行内部控制时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心理预期和行为选择,进而对企业投资决策及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年龄越大的管理者与相较于男性的女性管理者,想法与行为偏向保守,在内部控制设计上多按部就班,不会有太大的创新;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对企业越熟悉,在设计企业内部控制时会更具有针对性与效率性;学历越高的管理者考虑问题较为全面,眼光相较长远,能更全方位的设计内部控制。在这些情况下,管理者背景特征是否会影响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2011-2015沪深两市A股国企为研究样本,研究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引入国企高管背景特征,分析不同高管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这种调节效应在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差异性。经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国企非效率投资行为,抑制作用在央企与地方国企中有所不同;二是随着高管平均年龄的增长,内部控制对非效率的投资抑制作用增强尤其是过度投资;三是高管性别在国企全样本中对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进一步划分央企与地方国企,在地方国企中调节作用显著;四是高管学历对内部控制与投资不足存在调节作用;五是高管平均任期能显著影响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鉴于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但其作用亦有限,由此国企应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但应理性看待其治理作用;优化国企核心管理者构成是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国企应合理安排、多元化高管团队的成员构成;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与高管人员构成可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侧面参考。据此,本文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一定启示,也为国企的非效率投资研究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