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开创了宋明理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范式,但是在学术思想史上却遭到了批判。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朱熹“格物致知”为核心,批判朱熹过于重视外在之理,而不首先立足于良知、良心;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朱熹的哲学缺少道德主体的挺立,人心由于只具有认知意义而无法实现自由自律的境界,所以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从思想史的发展和对朱熹思想的反思来看,对朱熹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仅可以认识到朱熹精微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利于跳出以往的窠臼,以更为全面的角度看待朱熹哲学。应该说,朱熹的思想中不仅围绕着主体性的问题,而且相较于陆王心学,也更为精密和细致,其将主体分为涵养、认识和道德三个层面探讨,最终统一于道德主体的挺立。围绕朱熹“格物致知”所涉及的心、物、知、理等概念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以认识常识来理解,而是首先要放到朱熹哲学的背景中,首先,心并不是一个现成涵摄道理的容器,而是动态绽出的“生道”,理是在心之生道的过程中存在的,而非外在于心的客观事物;其次,《大学》“格物致知”中对物的理解,我们常常理所当然的与“八目”联系,也就是以外物的视角来看待“格物”之物,但是朱熹认为物的内涵首先是“三纲”,格物就不是普通认识论,而是儒家的工夫论;再次,还原“知”的含义,与西方认识论不同,根据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对应关系,“知”的内涵是“贞下元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儒家哲学中的“知”是主体挺立的工夫。最终,朱熹将人的主体性问题诉诸于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立人极”的要求,将人的主体性与太极（理）联系起来。与西方哲学中将主体作为超绝于经验事物的唯一、静态的单子不同,儒家哲学中主体是总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主体总是生存于世界之中的。通过讨论主体在“仁”、“孝”、“命”和“憾”中存在来探讨当主体面向生活生存时如何保持自身的超越性,首先,仁、孝、命和憾,不仅是儒家思想中看重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主体普遍在生活中会遭遇的问题;其次,主体存在并不是现成客观的,而是在虚无与存在之间保持的,所以,主体的挺立是从现有存在堕入虚无,又从虚无中超脱出来而生存的;最后,为了考察主体虚无与存在的生存状况,需要上升到儒家形而上学的角度探究主体存在何以可能的原则,围绕人“性”的存在方式的辨析、生生之道和天人关系来说明主体是始终面向异于自身的事物存在,探究主体存在的原则是异质开放的同一性,以批判传统中单一、封闭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