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进入了嬗变的关键期。儒学在自身“内圣”、“外王”功能的丧失以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陷入了危机重重的局面。同时,由于史学丧失了史义与经世的功能,文学又显得空疏无物,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也出现了衰落的趋势。此间,西学在列强炮火的引领之下以空前的规模涌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切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面对这千古未遇的变局,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造诣的曾国藩毅然担当起复兴传统文化的重任。他全力镇压以西方基督教为旗帜、否定中国儒学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力复兴不被重视的今文经学和诸子学以及“歧见时出”的桐城派;尽力恢复礼治、教育和维系社会风化、建设图书出版业;竭力提倡汉宋合流;努力促使理学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他的这一系列举措为衰微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博学的大儒,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治学没有门户之见,凡对国家有利的学问都主张吸收,因而当他认识到西学可以增强儒学“外王”的功能时,便决然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他大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热心设立翻译馆;积极奏请派遣留学生。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衰落是大势所趋,曾国藩对它的整合虽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兴,但终究难挽狂澜;本来以增强儒学“外王”功能为出发点而引入的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致命的打击,从而加速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嬗变的过程,这是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始料不及的。通过对曾国藩与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传统文化嬗变这一缩影的揭示,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传统文化逐渐难以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起绝对的支配作用了,它只能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