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的《东方杂志》专栏图像资料为基本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思想史、表象史、身体史、图像证史、视觉文化研究等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从纵向的历史演变与横向的内容分析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中窥视《东方杂志》视觉图像与近代社会启蒙这一时代主题和社会文化发展主线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东方杂志》的历史发展及其图像演变”,《东方杂志》图像国族意识与身体意识层面的政治启蒙、科技启蒙、艺术启蒙,以及“结语”。各部分的内容如下:从当下新文化史转向与“图像证史”的出现,以及近代报刊研究由“现代化”与“革命史”的固有书写逻辑向“文化史”研究范式转化的学术背景入手,结合《东方杂志》以往研究中忽视专栏图像资料等的不足,“绪论”部分提出历经近代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专栏图像与近代社会启蒙互动关系这一研究问题。近代史上,报刊图像往往以可视化的传播方式参与了社会启蒙与新民重塑的历史过程。依托于近代大型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并聚集了当时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的《东方杂志》,其专栏图像既体现出新式报刊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社会启蒙的议程设置、信息传播、形象塑造等的媒介共性,又因受办刊理念、主编思想、社会现实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点石斋画报》、《良友》画报等的启蒙方式与叙述形态。然而,《东方杂志》的图像启蒙经历了一个由稚嫩到成熟、由无意识到自觉的演化过程,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则与刊物本身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本论文的第一章首先梳理了《东方杂志》自创刊至1937年停刊期间数次改良、屡次停刊复刊及主编更换等的历史演变,交待其专栏图像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语境。然后,在概述《东方杂志》专栏图像概况的基础上,本章还论述了其产生的多元准备:上海城市发展、人口集中及新式知识分子的涌现为其提供了环境动力和基础市场,近代画报画刊的产生及其对国人图像阅读习惯的培育为其提供了经验示范和阅读人群,而夏瑞芳、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主政者早期印刷出版经验所萌生的图像意识又是其直接动因。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东方杂志》专栏图像从政治、科技和艺术等层面的启蒙话语才得以铺展。本论文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即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二章分析了《东方杂志》专栏图像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等的倾向性描绘来传达对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初步想象与视觉表述。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后,传统“天下国家”观念被颠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产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诸如《东方杂志》等报刊媒介表达与传播国族意识,进而从集体层面对国民开展现代国家意识启蒙。首先,通过对日俄战争及清末立宪改良的图像叙事,《东方杂志》把具有非常明显的“亲日拒俄”及“支持立宪改良”的舆论倾向以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进而产生催生读者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视觉效果。其次,利用隆裕太后、溥仪皇帝、张勋等“末日象征与时代小丑”,袁世凯这一“新旧力量结合的‘过渡性权威’”以及孙中山、蒋介石二位民国元首的“符号再造”,《东方杂志》专栏图像对近代民族国家进行符号化传播,并通过对《利玛窦之坤舆全图》、各国界标、国旗与国徽的直接呈现展开对于民族国家的空间想象。最后,列强侵辱与战争是近代中国绕不去的伤痕,它激发、促成乃至推动了国家事业的发展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生产,《东方杂志》以对近代中国国家屈辱和战争创伤的图像叙述,一方面在屈辱中表现出近代中国努力展现出的发展事业的积极姿态,另一方面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对中国的暴行的图像揭露,建构出战争创伤中的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可以说,《东方杂志》专栏图像的国家叙事以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图像刺激、符号化传播与空间想象,以及事业发展及战争创伤中的话语建构,完成了对国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催生与传达,是从国家集体的层面进行的政治启蒙。第三章分析了《东方杂志》图像专栏如何通过对个人身体的表现与叙述,传达出身体国家化意识。这种身体意识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身体“虚践”观念,而且通过对健康的身体、觉醒的身体、消费的身体、规训的身体等的视觉表现开启了个体视角上国家话语的思想启蒙。具体来说,通过对运动会上男性身体的展演、被解放后的女性身体的表现以及对“儿童年运动”中儿童身体教养的图像叙述,《东方杂志》体现出主流话语对身体进行形塑、铭刻的痕迹:首先,运动态的男性身体不仅成为“黄种联合”与民族自强的表征,而且以其对于人格完备的体现及运动精神的弘扬延续着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其次,近代中国被解放的女性身体,在西方女性的示范和感召下,开启了一场觉醒之路,她们努力从家庭走向社会去实现自我价值,但这种觉醒和解放由于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而最终部分地陷入了被社会消费的境地;最后,儿童的身体由传统的家庭与父子附属而逐渐走向独立,“儿童年运动”中那些被科学教育和看护的儿童身体却被烙上了深刻的政治意图,是以“为国家塑造新民”的身体教养。从对旧身体的改造,到对新身体的规训与发现,实际上是一个个体身体被国家化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探寻、试图重新定位的过程,它既代表了民族国家话语对于个体身体的一种基本态度,又代表了报刊媒介在民族救亡框架下对国民个人身体意识的唤醒及其国家化身体观念的表达,是从个体层面进行的政治启蒙。第四章分析了《东方杂志》专栏图像如何通过对近代西方科学及自然灾异的图像传播进行科学知识的输入,并由此而开启对于国民科学精神的视觉培育与科学启蒙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对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图像传播,《东方杂志》不仅积极展现出以科技驱除传统封建迷信、开拓国民观看世界的视野,而且以对彗星、日食、照相术、火星观测、无线电通信、科考探险、飞行、机器人技术、造桥及其文化、光电技术、水银炼金以及战争中的科技力量的展现,试图从视觉、空间、机械智能、军事科技等角度警醒国民。“祛弊”与“醒民”是《东方杂志》科技图像的叙述诉求,是其传播科技图像的内在动力,这种驱动还体现在《东方杂志》灾难图像的叙事之中。后者以地震、水灾、火山爆发及风灾等的视觉展示,对读者进行自然地理、防灾救灾等的科学传播,也是其以科技传播进行近代民智启蒙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实现了传输科技知识于国民以驱除痼弊的效果,而且使后者在图像的流动性叙述中逐步养成了理性、自由、追求解放的科学精神,二者共同构成了《东方杂志》专栏图像的科学启蒙。第五章分析了《东方杂志》专栏图像如何以对传统绘画艺术和西洋空间艺术的有意识的传播,以及对外国文学艺术的图像引介,参与了中国近代审美的现代化过程,是其以视觉图像方式展开近代艺术启蒙的一种表现。在西画东传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弘扬传统国粹体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更通过打破追求心意传达而避世的传统艺术的痼疾,进而在造型、色彩、主题、技法上追慕西方油画、雕塑与建筑艺术的图像叙述,《东方杂志》既体现出兼收并蓄的艺术视野,又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现实主义和写实艺术的提倡和表现,努力引导读者在中西比对、东洋与西洋的交融之中实现视觉审美的现代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东方杂志》对于东方艺术始终葆有一种文化守成的心态,但随着近代文化思潮运动的全面展开,艺术革新与美术革命的爆发已经不允许固守传统,此后,刊物对于西洋空间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图像叙述渐入高潮,它得以从艺术层面上参与近代社会启蒙。“结语”部分得出研究结论:《东方杂志》专栏图像从政治、科技与艺术三个层面介入和参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启蒙过程。就政治层面来说,一方面它以对国家意识的情感催生与心理准备、符号化传播与空间想象,以及国家屈辱与战争创伤中的国家话语表达完成了对读者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政治启蒙;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男性、女性、儿童三种不同形态的身体展演、身体解放、身体教养的图像表现与叙述,反映出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对个人身体的征用与重塑,是它从个人角度进行的政治启蒙。就科技层面而言,通过从正面展示与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与科学成果,以及从反面叙述自然灾异的巨大危害进而向读者普及先进科学的防灾救灾方式,《东方杂志》专栏图像开启了一场视觉化的科技启蒙与科学精神培育过程。就艺术层面而言,《东方杂志》专栏图像以空间艺术和语言艺术为切入点,一方面以守成与立新并存的态度积极传播传统绘画艺术精品,并绍介西洋绘画、雕塑、建筑等空间艺术以反映中国近代艺术的历史及其视觉嬗变;另一方面,又以对西方文学家来华的浓墨重彩的图像叙述展现发生于近代中国文坛上的转型与变化取向。在此基础上,它参与并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艺术转型,从而使自身得以在空间艺术与语言艺术层面展开对近代国民审美现代化的艺术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