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引发了各国公众和政府的极大关注。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逐渐走上了政治议程,各国为碳排放权和话语主导权展开了政治博弈。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和深入,先是自然科学,然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加入其中,而政治学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发展极为缓慢,相关研究仅片面地停留在气候谈判、地缘政治等方面,对气候变化缺乏系统的政治学分析,相比其他学科,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远远不够。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当代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正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迄今为止,没有从政治学意义上探讨过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弥补气候变化的“政治学缺环”,他把研究趣旨转向了气候变化问题。吉氏作为一个高产的学者,其思想庞大却具有连贯性,反思和重构现代性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解放政治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破坏等问题,为了重构现代性社会他提出了生活政治理念。而实质上吉登斯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是其生活政治理念的一部分,是他对全球化、风险社会、生态重建的延续和串联。《气候变化的政治》作为第一部研究气候变化的政治学著作,在2009年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本文主要以《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为重点,尽可能全面地获取吉登斯本人的其他资料,并辅以参考其他有关文献,旨在对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细致剖析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对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进行全面归纳,并运用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构建起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具体来说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这一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相关国内外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吉登斯赋予了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意义,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和新方案,对中国气候变化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第二部分分析了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的背景。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难以否定的现实状况,其成因主要是人类过度排放温室气体,如果不尽快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全球变暖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威胁,目前全球气候政治谈判已经展开20多年,但是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吉登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他前期的相关研究进行的转向,是对风险社会、全球化、现代性反思的串联,气候政治可以说是吉登斯重构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第三部分对吉登斯气候政治的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吉登斯悖论”即气候政治面临的困境,是吉登斯探讨气候政治的发端,也就是吉登斯气候政治的逻辑起点。“吉登斯悖论”可以从五个层面进行概念阐释,现实生活中个人、国内、国际层面都存在着“吉登斯悖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学方案是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的内容丰富而零散,如果试图归纳其气候政治思想的内容,必须从政治学的多重维度进行解读:在气候政治的行动主体上,主要包含“保障型国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在气候政治的价值基础上,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乐观主义、精英主义;在气候政治的行动方案上,主要提出了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技术创新和税收机制、国际谈判和多边合作。通过以上原则和方案实现国际气候政治的多边合作、达到抢先适应的状态,则是吉登斯气候政治的目标诉求,也是吉氏气候政治的逻辑终点,实现这两个目标,也就意味着“吉登斯悖论”的终结。这样通过逻辑起点——提出气候政治需要解决的问题,到逻辑中间环节——从政治学视角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再到逻辑终点——实现目标诉求,形成一个循环的目标链条,构建出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的逻辑体系。第四部分是对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进行评价,并提出其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启示。吉氏开创了气候变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其气候政治思想的许多概念具有高度原创性,许多方案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的具有局限性,我们对其评价应该持客观审慎的态度。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气候问题的内忧外患,中国必须认识到气候问题治理的紧迫性,必须制定一系列战略目标和政策工具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全球气候政治博弈的舞台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我们应该对吉登斯气候政治思想甄别筛选、去粗取精,把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精华思想部分借鉴到中国气候问题治理的实际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