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等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为求资源有效整合,并购事件因此实现井喷式增长,收购对价也水涨船高,“高估值、高溢价、高业绩承诺”成为这段并购浪潮的代名词,企业积累的商誉金额逐渐增大,减值风险愈发明显。2018年起,对赌协议陆续到期,标的企业业绩变脸等原因,导致商誉贬值,企业因此业绩亏损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其中,传媒行业凭借“轻资产、高估值”的特性,商誉规模排名前列,因此该行业的商誉问题不容小觑。为了解决商誉存量的问题,证监会会计部于2018年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其核心之一就是规范商誉后续计量的方式,以及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防止企业通过计提商誉来盈余管理。但鉴于目前对商誉减值相关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较少,更缺少政策在市场的反馈,通过考察上市公司的行为发现,运用减值测试法的后果与理论初衷背道而驰。本案例的研究可以反映我国政策在实践中仍存的问题,并且根据发现的问题,为相关政策的修订和规范提供参考。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选取2019年末商誉减值“爆雷”中的典型企业——北京文化,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整理相关的文献,结合商誉、商誉减值的概念和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北京文化商誉减值的成因可分为外部和内部,研究发现:一是会计准则的弹性为商誉减值提供操纵空间;二是行业态势变动引发企业计提减值的压力;三是收益法的评估方法和行业红利助长高溢价收购,导致高额商誉存量,加大减值风险;四是由于大股东间接控制,包庇标的企业在业绩承诺期间和承诺期后出现业绩下滑的迹象,而不及时计提减值损失,进而导致2019年发生一次性巨额减值;五是由于会计政策预期可能变更,企业对此进行盈余管理,趁机释放商誉压力;六是标的企业的核心团队流失,导致资产贬值。然后,从市场短期反应、财务绩效变动情况、利益相关者获益与受损的角度分析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后,通过上述研究分别从会计政策与监管、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层面提供建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