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尽管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国有资产在结构上仍牢牢地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导向性作用。国有经济的扩张和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引导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投资行为实现的。本文以现代财务理论和行为财务理论为基础,以广东省省属国有企业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特殊的财务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大化,即国有企业资本增值与其对社会利益贡献的总和。因此,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与一般企业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宏观层面因素、企业层面因素与决策者个人层面因素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分别进行了研究。最后,在既定的政府治理背景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将公司治理、融资约束、投资机会、管理者个人特征和管理者心理特征五大类企业自身可控因素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中,验证各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发现和揭示各大因素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本文发现,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非效率投资现象客观普遍存在,且为各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政府基于其社会管理者和国有企业出资者的双重身份,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国有股比例越大,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相应越大,不仅通过治理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造成管理者心理态度的变化,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管理者会更趋谨慎,导致企业损失部分投资机会。其次,融资约束,尤其是带息债务的约束,是影响国有企业新增投资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国有企业投资资金不足是束缚其投资行为,造成非效率投资的重要瓶颈。第三,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和心理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很大程度上与其决策者的个人特质相关。第四,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企业规模和投资规模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项目的盈利性,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而言并不占主导地位。第五,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制度安排,在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个人利益与企业绩效充分挂钩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国有体制所造成的企业管理者机会主义倾向及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所造成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