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同构状态开始瓦解，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使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渐凸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开始关注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和理性的市民社会，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开始从政治国家的笼罩下逐渐获得解放，从而具备了建构市民社会的一系列可能性条件，据此可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然而，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变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能是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建构市民社会是在不同于西方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因而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别于西方。笔者强调中西差异，主张把生成市民社会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特殊问题。 论文立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以西方市民社会的生成模式为参照系，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为主线，从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可能性、特殊性和必要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重点论述了当代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几个特殊性问题。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和分析。首先，笔者明确指出本文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并从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历史演变中概括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其次，笔者对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这两个相似概念进行了简要辨析。最后，笔者对借用西方市民社会概念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与现实基础。在这一部分，笔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使中国市民社会初露端倪。通过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考察，笔者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定位是：正在形成但还很不成熟。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内容，主要论述了中国市民社会生成与建构的特殊性问题。首先，笔者对西方典型市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总结，目的是以此为参照系而突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接着，笔者着重分析了中国市民社会生成与建构过程的几个特殊性问题:(l)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自上而下生成动力;(2)国家与社会的非对抗性分离;(3)中国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特征:复杂性和不完整性。最后，在前面分析其特殊性的基础上，笔者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索。 第四部分主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对建构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必要性作了论述:(l)理性市民文化能培养出文明的政治意识;(2)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能促进政治制度的文明化;(3)市民社会中社团组织的存在有利于政治行为的文明化;(4)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发展是建设法治文明的社会基础。总之，本文的理论归宿是:通过建构一个成熟和理性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在“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模式下，推进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