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隐匿问题的讨论为从十七世纪至今的翻译研究活动提供了一次彻底和批判性的审视。译者的“可见性”这个术语源于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竭力完成的一部关于翻译研究的专著《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他指出译者的不可见性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可见性”这个术语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溯和介绍了自十七世纪至今的各种翻译策略中通顺的翻译策略是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质疑在这样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通顺翻译策略下，译者是如何被迫隐身和“不可见的”，译者在这样的翻译策略下的被迫隐身中又隐藏了怎样一种文化政治因素呢?译者身份在长期以来的翻译实践中一直处于“仆人”的地位，他／她们一直被这种通顺的翻译策略所压迫，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译者的报酬和著作权的被剥夺就是很有力的证据。而今，由于与通顺翻译策略相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提出，这些理论与实践旨在传达而不是消除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通顺的翻译策略被质疑，译者不再沉默于做一个隐形人，在翻译的过程和策略的选择上充分发挥他／她们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使的他／她们译者的身份在译文中得以可见。韦努蒂还提出译者应当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助于保留源文的异国情调，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并借此可以改变译者隐身的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源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译者身份的建构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一种女性身份，边缘身份的建构。‘可见性’的外延意义则是从女性主义视角构建女性译者身份的可见性。加拿大的女性主义家西·蒙以及费拉德在她们的女性主义著作中强调翻译当中的性别意识将会重新定义译者‘身份’的含义，特别是女性译者的身份。费拉德指出，在女性主义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译者必须突出在翻译过程中‘自我’的存在。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