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山月记》和《李陵》为中心研究了中岛敦改编小说与原著比较。通过详细分析《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不同，从取材与再创作的角度考察作者对中国古典题材的改编再创作及其因此而形成的文学风格。对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改编作品的研究，中日两国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充分比较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异同的基础上，从取材与再创作的角度考察作者对中国古典题材的改编再创作及其因此而形成的文学风格。 全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将《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了比较，由此分析了中岛敦对原著的取材与再创作。 第二章分为两节，以第一章中作品与其出典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的创作特点。概括说来，其创作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即人物形象再塑造、作品主题新探索和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第一节围绕中岛敦作品中塑造的李征、李陵、司马迁的形象，分析了中岛敦的人物形象再塑造这一改编特点。 首先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李征的形象。中岛敦在《山月记》中将主人公李征设定为一个诗人，而且整个故事的成立是以他是诗人为前提的，而在《人虎传》中却没有体现这一点。《人虎传》中对李征性格的描写为“微少博学，善属文”，对其委托袁傪为其代录诗稿时的描写为“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这些描写在《山月记》中则变成了“成就诗人的美名”、“不消说，过去写的几百首诗尚未问世，现在竟连诗稿的所在也已不甚了然。然而其中有几十首至今尚能背诵得出来，请你代我笔录。我根本不想以此冒充风雅，但这毕竟是我一生为之坚持乃至破产、发狂的苦果，哪怕是一部分也好，倘若不能流传后世，我死也不能瞑目。”可以说《人虎传》中的记述只是当时的官吏所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文人意识。与此相反，《山月记》中的李征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诗人意识的人物形象，因此，委托袁傪为其代录诗稿的目的和必然性也就不尽相同。 接下来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李陵的形象。史实中的李陵和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虽然同样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悲剧和不幸的不同之处。在中国，李陵投降匈奴的行为被斥为“不忠不义”，但是，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投降匈奴却是“失神落马后被活捉’’的结果，从而将李陵刻画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形象。史实中的李陵是战败后主动投降匈奴，而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投降，不仅如此，还一直坚持浴血奋战。中岛敦作品中塑造的李陵比史实中投降了的李陵更加忠诚。正因为中岛敦笔下的李陵比史实中的李陵更加忠诚，其被迫投降匈奴就更显示出了其命运的不幸。投降匈奴后的李陵陷入了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中，心灵备受煎熬。史实中的李陵将自己投降和遭遇不幸的原因归于汉朝、命运等外部原因，完全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但是在中岛敦的作品中，李陵认为自己遭遇不幸的原因在于自身，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地分析，陷入了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通过李陵见到苏武时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这一点。面对“不害怕不为人所知的苏武”，李陵回想自己“曾经想杀了单于然后逃离匈奴，但由于担心自己失败后不为汉朝所知，自己的冒险将会成为一场空，最后终于没有付诸行动”，他偷偷地出了冷汗。越将自己的往事与苏武的往事进行比较，他就越感到“苏武是义人，自己是卖国奴”。后来李陵带着汉武帝已死的消息再一次去探望了苏武。看到苏武“面向南号哭”、“痛哭数日，直至吐血”的样子，“已经一滴泪也流不出”的李陵发现了在同样没有受到汉朝厚待的苏武的心底，流淌着“无法用语言比喻的纯粹的对汉朝的热爱”，对自己陷入了深刻的怀疑之中。最后，当苏武偶然地可以回到汉朝时，李陵终于发现自己和苏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因此，最后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中岛敦就这样塑造了一个对自己进行深刻分析、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与不安的李陵形象。 最后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司马迁的形象。史实中的司马迁和中岛敦作品中的司马迁同样都是被处以宫刑、背负着耻辱完成了《史记》的创作的人物形象，但是其内心的精神世界却完全不同。史实中的司马迁为了避免“轻于鸿毛”的死，为了追求完成伟大的史书《史记》的创作的“重于泰山”的人生，自己选择了宫刑，最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由此可以看出史实中的司马迁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此外，不管是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还是在《文选》的(报任少卿书)中，都没有关于司马迁追究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的描写。只有在(报任少卿书)中有司马迁的『未能尽言，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的记述。但是在这些记述中，完全看不出司马迁从自身分析遭受不幸的原因、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与不安的心理。与此相反，中岛敦作品中的司马迁却从自身出发寻求了遭受不幸的原因，是一个对自我存在产生了怀疑与不安的人物形象。他认为“车裂等其他死刑也许更适合自己”，但是却从未想到会以“近50岁之身”受宫刑“之辱”。被处以宫刑之后，他在痛苦烦闷的数日中，有时以一个学者好推究事理的习惯来反省自己。他思考了“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到底错在谁呢”。他首先从汉武帝、“全躯保妻子的大臣”和“老好人”身上寻求给他带来外在的不幸的原因。但是，身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都没有忘记“不管怎么说，汉武帝也是个伟大的君王，不管他有怎样的缺点，只要有他在，都不会使汉的天下有些微的动摇”。当他把怨恨转向武帝身边的奸臣和老好人时，他又感到“对自尊心极高的他来说，那些小人甚至不足以成为怨恨的对象”、“连被憎恨的价值都没有”。没有从外部找出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的司马迁最后转向了自己，想要从自身寻找遭受不幸的原因。他将遭受宫刑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得出了“我活在世上，这便是唯一的错处”的结论。他对自身存在的根据产生了怀疑。对怀疑自身存活价值的司马迁来说，死亡的诱惑是强烈的，然而对修史事业的“无意识的关心”却阻止了其自杀的念头。在中岛敦的作品中，未能自杀的司马迁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书写机器”。 第二节以《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中岛敦的作品主题新探索这一改编特点。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始终贯穿于中岛敦的作品中。 第三节分析了中岛敦的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一改编特点。中岛敦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有名的悲剧性人物一李征、李陵和司马迁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以史料中的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对史料中的素材进行加工和创作，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被命运捉弄的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人物形象。很多评论家都评论说：“中岛敦与这种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形象产生了共鸣”。深田久弥也对此评论说：“中岛敦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纵情地抒发了自己心中荡漾的热情和感情。《李陵》中的主人公一无论是李陵、司马迁还是苏武，他们的不幸遭遇虽然都是取自于史实，但那种悲痛却都属中岛敦所有”。 第三章通过考察中岛敦的家学背景和个人成长历程，分析了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的创作特点形成的背景原因。中岛敦以中围古典文学为素材，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现自己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不是偶然的，是与其儒学世家的家学背景和不幸的成长历程密切相关的。 中岛敦出生在东京四谷，1岁时被送到父亲的老家琦玉县久喜町和祖父一起居住，5年后又回到父亲身边。之后由于父亲经常调动工作，幼小的中岛敦也跟着父亲频繁地搬家，几乎没有固定的朋友。12岁时由于父亲的再次调任搬到朝鲜京城居住。在朝鲜居住的时期正是他的少年时期，这种不稳定的少年时期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从事的文学创作。 中岛敦在短暂的生涯内备受哮喘病的折磨。他19岁的时候得了哮喘，从此，这病就逐年恶化，一直纠缠着他直到死亡。为了治好哮喘，他曾前往贝劳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当国语编写书记，但南方的气候对他的哮喘却完全没有好处。哮喘发作时他忍受着人所不忍目睹的痛苦，日渐憔悴。从南洋回来后他创作出了《弟子》、《李陵》等一系列杰作。然而，他最终没能战胜病魔，1942年12月4日由于哮喘发作导致心脏衰竭去世了，享年33岁。哮喘病的折磨使他充分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幸。中岛敦经历了文学创作和工作不能兼顾的矛盾。他1933年大学毕业时正是就业难的时代，他是靠父亲的关系才在横滨女子高中谋了个语文和英语教师的工作。1941年，中岛敦因为哮喘病无法工作，辞去了横滨女子高中的教职。之后为了治好哮喘，他前往贝劳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当国语编写书记。但是南洋的气候对他的哮喘却完全没有好处。而且他在南洋由于没有参考书也无法进行创作。1942年3月他趁出差回到了东京，直接提出了辞呈。从南洋回来后他就不再外出工作，而成为了一个专职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杰作。 3个母亲、复杂的家庭关系、多位亲人的死亡、不稳定的少年时期、哮喘病的折磨、创作和工作的矛盾，这一系列不寻常的经历对中岛敦的世界观和创作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幼年时代的不幸会给人的一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说，中岛敦的不幸的成长历程尤其使他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幸，并对自我存在产生了怀疑与不安。 通过将中岛敦以中国古典为题材的改编小说《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岛敦的作品《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不同之处，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了中岛敦对中国古典题材进行改编时的创作特点，概括说来就是人物形象再塑造、原著主题新探索和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