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了我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社会体制和农民工自身原因，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农民工犯罪问题以及如何预防、控制其犯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农民工犯罪有自身原因，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原因，进入21世纪，尽管追求经济改善仍然是农民工流动的最大动因，但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开始向往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他们对享有公平的城市公共服务，以及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农民工对尊重和平等需求的增长与现实中不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待遇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加快，城乡居民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快速增长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配置不均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课题试图从城市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视角分析农民工的犯罪原因并提出防控对策。论文主要通过文献分析和实证调查，界定了城市公共服务、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和农民工相关概念，分析了农民工所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情况和犯罪特点，并以案例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与农民工犯罪的关系，提出了农民工犯罪的防控对策。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内容概要如下：　　一、相关概念界定　　城市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外延。从字面上来看，公共服务这一概念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动词意义的公共服务，它是指政府向社会公共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和过程，是动态意义的概念。其二，名词意义的公共服务，它是指公共产品本身，是静态意义的概念。公共服务是动态意义和静态意义概念的统一体。公共物品是典型的同时兼具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事物。本文将公共服务具体范围界定为：义务教育、就业培训、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居住环境、计生服务和医疗服务。　　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之辨析。城市公共服务是与二次分配密切相关的概念，本文的公平是指实质公平。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之间界限模糊，本文之所以选择采“公平性”而弃“均等化”的概念，主要原有二：第一，后者涵盖范围更宽广，不适合在一篇论文中加以阐释。第二，贴近现实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更符合中国现实需要，“公平性”的概念比“均等化”具有更强的“务实性”，这正是中国当前研究所需要的。　　农民工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我国规范性文件中都没有明确给定农民工的概念。本文界定农民工的标准有三：第一，农民身份；第二，工人职业；第三，从业期限在6个月以上，并重点分析了农民工与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和暂住人口的区别于联系，认为农民工具有身份多元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农民工界定为拥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人员。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二、农民工所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务情况　　我国农民工享受的社会救助现状为社会救助服务提供主体缺位和错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农民工留守子女和农民工随迁子女都不能享受到较好的义务教育服务。关于农民工就业培训的主要问题是：相关政策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指引，不具有可操作性。关于农民工最低工资的主要问题有：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与国家控制的最低标准尚有距离，不能真正做到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主要问题是没能做到对农民工提供全覆盖的服务。关于农民工的居住环境，问题是农民工的有效住房面积很小，住宿条件差。廉租房、公租房等资源供给不足。关于农民工的计生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问题是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公共医疗卫生的服务内容，都存在含金量不高的问题。　　三、农民工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农民工犯罪的具体时间选择与其作息时间有着密切关系。主要犯罪都集中发生在下班时间。农民工犯罪大多选择在距离其宿舍或者居住地比较近的地区，都是其相对比较熟悉的环境。农民工犯罪以侵财性犯罪为主，罪名主要涉及刑法分则第四章的犯罪。农民工犯罪年龄主要集中在18岁以上和45岁以下。初中学历的农民工犯罪嫌疑人人数最多，将来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性的农民工犯罪。农民工两人及两人以上共同作案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七成以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犯案的时候没有工作。农民工犯罪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第一次进城期间。农民工到达打工目的地一年内犯罪的人数较多，两年以后犯罪的其次，一年到两年之内犯罪的最少。近一半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刑期特别关注，希望自己得到的奖励方式是“减刑”。服刑期间的农民工在警察执法是否公正、会否与家人失去联系和出狱后能够适应生活方面比较担心。农民工服刑人员中，近四成的人是因为经济困难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超过三成的人是因为法律观念不强而走上了邪路。农民工服刑人员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程度，同时也反应了农民工对自己未来归宿认识的迷茫性。　　四、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与农民工犯罪之间的关系　　义务教育的不公平性与农民工犯罪之间的可能连接点：其一，这种不公平性已经危及到了农民工子女最基本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其二，合法的维权机制运行不畅，农民工权益不能从合法的渠道得到救济。就业培训服务的不平等性与农民工犯罪之间的连接点可能在于：其一，没有接受就业培训的农民工更容易失业，这增加了农民工犯罪的时间可能性和空间可能性；其二，农民工犯罪入狱后，没有接受合适的就业培训服务，因为其刑满释放后仍无立足于社会的一技之长，最后又走上了犯罪的歧途，形成了恶性循环。农民工犯罪具有比较典型的谋生自救特征。他们的犯罪遵循了“饥饿逻辑”到“货币逻辑”，再到“利益逻辑”的路线。这说明，公力救济难到位和社会保障水平低是农民工自救犯罪的原因之一。农民工人口越密集，引起犯罪的可能性越大，而居住环境的不公平性又导致了农民工人口过度密集。医疗服务资源的不公平性与农民工的犯罪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反映的是城市医疗起源分布的不平等性。这会对农民工自卑、怨恨等心理起到负强化的作用。当这种负面心理积累到一定程度上时，是可能引起农民工报复社会等极端行为的。　　五、农民工犯罪的防控对策　　第一，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第二，确保农民工子女享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第三，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以及农民工服刑人员的狱中培训。第四，严格执行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第五，提高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险服务的公平性。第六，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性的居住环境。第七，提高城中村计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