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胡焕庸线”沿线省份既有的持续增长手段早已不能实现新的前提条件对经济蓬勃发展的要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和战略方针。国内经济继续下行及国外经济不稳定风险的双重压力下,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成为我国突破现实困境的首要选择,因此,“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加强创新发展,合力打造创新新局面是必然的战略选择。本文基于创新理论、协同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首先引入DPSIRM概念框架模型,剖析“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然后结合文献研究与LDA主题提取模型,丰富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进而构建“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SBM-Undesirable视窗模型,测度“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效率,以反映其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并通过系统工程理论中DEMATEL方法确定关键因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剖析“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中关键因素对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影响。最后,通过SVM模型预测2018-2025年创新驱动发展相关变量值,并将2009、2017、2025年变量值纳入B-Z反应模型中,从时间演化阈值角度,剖析“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演化趋势,基于本文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基于系统整体性理论,构建基于DPSIRM概念框架模型下“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并结合文献研究与LDA主题模型,建立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人均GDP、财政总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24个指标。(2)通过测度“胡焕庸线”沿线7个省份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其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大多处于0.8-1.0区间范围内,这表明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水平较低,且各省份间差别较大,这与空间差别及其影响因素相关。陕西省创新驱动发展较好,除2014和2015年外全部为DEA有效,黑龙江、内蒙古和山西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最差,仅有一年达到DEA有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2.7个百分点,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的提高是提升“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效率的主要动力。(3)基于2008-2017年“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相关数据,通过系统工程理论中DEMATEL方法确定关键因素,研究了科学技术支出、专利授权量、财政总收入、科学技术和技术服务业投资额、教育投资额和有R&D活动的企业数6个关键因素对“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通过混合模型、随机模型、固定模型测算,得出专利授权量、财政总收入对效率有着明显的正向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额与教育投资额回归系数为负数,其增长在一定层面上反而减缓了效率的提高;科学技术支出和有R&D活动的企业数回归系数在三个模型中有正有负,但并不显著,对效率的提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作用。(4)根据数据预测结果,分析得到SVM模型预测的变量值结果比随机森林和线性回归的预测结果更适合本文研究。将2009、2017、2025年创新驱动发展系统变量值纳入B-Z反应模型中,进行演化分析,结果表明“胡焕庸线”沿线7个省份的阈值范围在0.3-0.7之间,这证明“胡焕庸线”沿线各省份的创新要素投入水平相当,7个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并无较大波动。部分存在阈值较高现象的原因主要为创新基础薄弱,其创新能力不足,外界的资源投入是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四川,部分存在阈值较低的有黑龙江、山西、内蒙古、甘肃和云南,充足的资源投入与使用是其创新能力处于前沿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取得的主要研究进展为:第一,结合文献研究与文本挖掘,选用LDA主题提取模型,从创新驱动发展文本中发掘并提炼低维主题集合。第二,获取“胡焕庸线”沿线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洞察整个系统发展路径,利用系统工程理论中DEMATEL方法确定关键因素。第三,以定性与定量分析为基础,研究该系统演化过程机理,将创新理论、协同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等展开有效地结合,并引入B-Z反应模型与面板数据模型,从时间演化阈值角度,剖析“胡焕庸线”沿线各省份创新驱动发展系统演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