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只有合作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当前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并不能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维护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双赢。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提升合作意愿的因素,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合作的真相。公共物品博弈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社会困境,比如纳税,现实中,高权力往往伴随高税收,而更多的税收,才能保障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人们能否为了国家的利益去贡献自己的利益,值得我们去探讨。本研究共包含两个实验,实验一采用了2(社会价值取向水平:亲社会/亲自我)×3(对方合作性:无/高/低)混合设计,实验中采用量表工具对社会价值取向进行了测量,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加入对方合作性的信息,设置了无对方合作水平、对方合作水平高和对方合作水平低的情境,目的在于探讨三种情境下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在合作水平上的差异。实验二采用了2(社会价值取向水平:亲社会/亲自我)×3(对方合作性:无/高/低)×2(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混合设计,在测量被试的社会价值取向后,通过回忆写作范式操纵被试的高、低权力感,再让被试参与对方合作水平不同的公共物品博弈任务,系统地探讨权力感在不同对方合作水平下对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在合作水平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亲社会取向的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2)在对方合作水平高时个体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3)高权力感个体比低权力感个体的合作水平要低,同时亲自我取向个体更容易受到权力感的影响;(4)社会价值取向、对方合作性和权力感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启动低权力感时,亲自我取向的个体会有更高的合作水平。以上结果证明了前人关于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合作行为的结论,深化了适当性框架以及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应用性,同时也说明了在合作氛围中可以有效提高不同个人特质社会成员的合作水平,尤其是企业在准备新项目时,为了项目团队内能有效处理复杂信息,十分需要团队每个成员的相互支持,因此应该选择善于统筹规划、一心为集体的亲社会个体作为权力中心,安排在基层更有动力的亲自我个体参与基础工作,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权力阶层之间互帮互助,实现部门间合作共赢,这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