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日关系的发展深化已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突出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征、动因及限制因素,探究其对地区及相关国家影响并研判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而形成研究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为理解“印太”地缘格局变化、把握中美博弈主线、解析中国周边战略环境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印日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国际冷战格局的背景下曲折发展,政经交往起伏波动、各领域合作水平较低是这一阶段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进入21世纪,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缓和的适宜外部环境下,印日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创造条件。纵向来看,从2000年开始,印日关系开始升温,在交往机制、合作领域以及发展规划方面的进展,为两国关系的全面深化奠定制度基础、培育发展动力并设计战略框架,双边关系进入良性发展轨道。2010年后在“印太”地缘背景下,两国伙伴关系升级加速、双方战略合作属性加强以及战略对接程度加深,推动印日关系向全面性、战略性及协同性方向深化。从两国关系进程呈现前十年稳步提升,后十年加速深化的阶段性特点来看,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以合作为主轴,整体呈现稳定深化的发展特征。横向来看,经过近20年的发展,印日关系现已形成政治关系统领全局、经济交往固本培基、安全合作承载需求、核能开发拓展领域、战略合作引领方向的全面深化格局。政治层面,印日高层会晤频繁且注重制度化与战略性、双边各层级工作机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两国扩大在多边机制合作中的配合协同、双方加强对地区及全球问题立场的协调力度。经济层面,双边贸易额实现总量增加、投资合作保持总体增长、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印度经济建设的作用效果突出。军事安全层面,印日实现了安全、国防以及各军种之间的政策、人员交往机制全面覆盖,双边多边联合演习呈现种类扩展、规模扩大、质量提升的深入发展态势,装备技术合作则由单一军售向共同研发以及产业融合的纵深方向延伸。核合作层面,双方在核政策领域取得基本共识,强化在国际核体系的政策协调,达成印日民用核能协议,为两国拓展新兴合作领域奠定基础。战略合作层面,印日地区战略对接融合范围扩大、程度加深,推动两国外交、经济、安全等领域战略合作的扩展,区域连通性与基础设施联合开发、地区多边机制立场协调、美印日三边军事演习等多边合作引领两国关系深化的发展方向。总体分析,地区地缘结构的外部环境与两国国家利益及战略目标的内部需求,是促成21世纪以来印日关系发展的基本要素,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构成双方关系各阶段、各领域发展的众多动因。综合来看,既有双方发展经济、实现大国目标、维护安全利益、促进能源结构优化等内部驱动力,也有防范平衡中国崛起、担忧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外部压力,同时美国地区战略调整与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的政策取向也是推动印日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主要推动力。尽管两国关系发展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但是国情制度差异、国内政策条件限制等客观因素制约了双方政治、经济、安全目标的实施和落实;战略传统、战略诉求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分异,在主观层面决定了双方合作的“非同盟”性质,并限定了两国战略合作的上限。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制约与限制,同样可归因于双方对地区地缘结构的差异理解,以及各自国家利益与地区目标的不同界定。与此同时,随着印日战略合作程度的加深,其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对地区以及相关国家造成影响。对地区秩序而言,印日参与地区事务主动性的提高,加剧了“印太”地缘博弈竞争态势,提升了两国在地区架构中的地位,并对地区秩序塑造构成多元复合性影响。对中国来说,印日战略合作中联合对华的部分,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周边安全环境的潜在压力、加剧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来挑战与机遇。对美国来说,印日政治军事合作的加深既是对美印海上安全合作的补充,也为美印日、美日澳印多边合作创造条件;另外,两国在“印太”战略层面的共性与差异同样给三方合作带来不确定性。对地区国家来说,印日地区战略对接在带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连通性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维护海上安全能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地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存在政治意图与经济援助相捆绑,裹挟地区国家卷入地缘竞争与大国博弈的风险。另外,在地区地缘格局仍将延续中美博弈基本态势的前提下,印日将沿着“有限深化”轨迹向深度战略关系方向发展,双方在战略原则、地区格局预期、对华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结成同盟、“准同盟”关系的概率较低。在维护本国利益与实现地区目标的权衡中,印日对美、对华关系将表现出两面性特征。而战略自主性的增强,预示着双方寻求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