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实现不仅需要行政机关自身执法水平、执法能力的提高，同时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切实可行的监督体系。行政诉讼制度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体现，通过这种外部监督机制的运行，可以实现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然而，行政管理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违法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积极的作为类行政违法行为，也有不予答复、拒绝履行等消极的不作为类违法行为。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研究人员长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作为类行政违法行为的研究上，而对于行政不作为研究较少。随着近几年因行政不作为而产生的严重损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的发生，如2005年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行政不作为”这一问题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关于行政不作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存在不同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向，如从管理学角度，对如何防控行政不作为发生的研究，再如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行政不作为所产生经济成本的研究。再如从行政法学角度，对行政相对人应如何通过行政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研究。“不作为”与“作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在行政法学的语境中来看，作为类违法是“不当为而为”，即行政主体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命令性、羁束性规定，实施了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行政行为，其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违法行为状态；而“不作为”是“当为而不为”，通常指行政主体没有遵照法律、法规所设定的要求去履行义务，是一种以消极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诉讼研究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依托，对因行政不作为而受到损害的公民权利保护制度的研究。对该内容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强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将作为类行政行为与不作为类行政行为全面地至于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随着行政不作为类纠纷案件的增多，司法实践也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不作为案件中的证据认定标准和法律适用规则等内容。从微观层面来看，研究行政不作为诉讼可以实现规范法院行政审判标准的目的，从宏观层面来看，法院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参与者之一，通过不断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提高审判水平，可以实现推进社会管理与创新的社会效果。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行政不作为侵害权益的救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复议，通过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与领导关系实现对行政不作为的内部监督；二是行政诉讼，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完成对行政不作为的外部监督。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不作为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讼类型、审查强度等内容规定尚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存在着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多样的现象。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对行政不作为问题认识的模糊，统一对该类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笔者从四个方面对行政不作为诉讼进行了剖析和研究。首先是关于行政不作为诉讼的概述，在这部分内容中明确界定了行政不作为诉讼的概念，并结合行政诉讼类型这一载体，分析了行政不作为诉讼的特点和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应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对比行政不作为纠纷的其他两种解决途径——行政复议和信访救济，分析了行政不作为诉讼在解决行政不作为类纠纷时的优势与不足。为更清晰地了解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内涵，笔者以三种标准划分了行政不作为诉讼的类型，通过对行政不作为诉讼类型的研究，将不同表现形式的行政不作为诉讼进行归类，从而找到其共同点，便于统一同类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审查标准，提高同类行政不作为诉讼案件的诉讼效率。其次，重点介绍了行政不作为诉讼的产生原因及功能。在行政诉讼制度发展之初，并没有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存在空间，直到公民社会权保护的兴起和给付行政的广泛应用，因行政主体怠于履行作为义务的纠纷逐渐升级，进而导致行政不作为诉讼的产生。可以说，行政不作为诉讼是在公民为满足对自身权利保护需求的推动下而逐步产生并发展的。与针对作为类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同样，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功能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对受侵害人的权益救济，对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监督，对其他社会公众的法制教育与指引。但行政不作为诉讼在上述三方面的功能表现又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其救济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其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行政主体给付职能的监督。再次，结合我国行政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对比德、日等国家在行政不作为诉讼中的经验，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分析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针对前文中所指出的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存在的不足，在结合行政审判真实案例的基础上，以一名法官视角，从立法、司法及外部环境三个角度，分析了完善我国行政不作为诉讼的具体方案，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