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是晚期经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最为杰出的耶稣会神学家。他在神学和哲学上成就斐然,推动了经院哲学的二次繁荣,被誉为“卓越博士”（Doctor Eximius）。本文以苏亚雷斯的著作《论法律以及作为立法者的上帝》第二卷第五章至第十七章为切入点,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苏亚雷斯的自然法思想进行解读。中世纪晚期,自然法在以奥卡姆为代表的意志论的冲击下一蹶不振,为了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罗马天主教道德神学,诸多晚期经院派的学者纷纷诉诸阿奎那,这催生了向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复归。苏亚雷斯的自然法理论在继承阿奎那理智论框架的同时,更为关注自然法的约束力、义务等要素,这无疑受到奥卡姆意志论的影响。在理智论和意志论的双重影响之下,苏亚雷斯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middle course）,这样自然法兼具指示性和规范性的特征,既能指示善恶,也可以发布命令约束理性造物。苏亚雷斯的自然法具有双重意蕴,既是自然理性的指令,也是上帝意志的真正律令。为了做好理智论与意志论的“综合”,苏亚雷斯援引两方代表人物的观点并逐步击破。首先,对理性主义自然法论者视为自然法的那种理性本质进行概念上的澄清,阐明了理性本质的双重含义,认为既可以将理性本质理解为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善恶的标准,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判断的能力,称之为自然理性。其次,因为理性本质不发布命令,它不能构成真正的法律。自然法要想具有真正的约束力必须诉诸上帝的意志,自然法必须引入上帝意志作为终极来源。苏亚雷斯的工作便是将对法约束力的强调引入理智论的框架。自然法则因此被苏亚雷斯定义为:“理性的自然之光,代表了上帝的意志,上帝是造物的最高主宰和管理者,它迫使人们遵守正确理性的指令。苏亚雷斯将通过自然理性可认识的自然法戒律分为三类:第一,“行善避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基本和普遍的道德原则;第二,“正义必须遵守”、“上帝必须被崇拜”等更明确、更具体的原则;第三,是通过明显的推理从首要原则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并且只有通过理性的反思才能知晓。而且,自然法是一个对所有人、对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统一整体,是关于人类本性的任何时间和任何条件的单一法律。自然法的效力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人们理性反思能力的不同,获取的自然法知识可能是不完整的。苏亚雷斯承认自然法恒定不变,并且他的观点也为莫利那、瓦兹奎兹所分享,但是这种“稳定性”并非意味着自然法是静态的、机械的。这个不可改变的原则是完全灵活的,在正确理性的指引下,但它适用于变化的人类环境。这样苏亚雷斯解决了那些看似自然法为上帝绝对权力、人类权威以及衡平更正的问题,自然法的恒定不变在苏亚雷斯这里得以重申。义务作为自然法效果的应有之义,苏亚雷斯追溯到作为立法者的上帝。他并没有否认本性的善恶指示我们该做什么,只是这种指示无法产生行善避恶的义务,人们应做某事的义务来源于上帝的命令。上帝不会命令去行不公正之事,与自然法相违背的行为也是对上帝的冒犯。苏亚雷斯所谓的自然法具有双重意蕴,既是自然理性的指令,也是上帝意志的律令,兼具指示性法和规范性法的双重特征。苏亚雷斯对意志论和理智论调和的路径,也为格劳秀斯留下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