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成名于1940年代的解放区,在1947年作为毛泽东话语的成功实践而被命名为“方向”。正如他的名字所指示的,“说理”成为赵树理小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叙述活动。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赵树理正是认识到,因为地主的“势力就是理”的存在,农民凭借着乡村礼俗并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因此才会决定以共产党的“理”来克服礼俗的弱点。然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地主阶级的退场,礼俗和法理之间的龃龉逐渐凸显出来。具体表现在家庭内部,包括婚姻、家庭的重组；并由家庭扩大到外部,也即乡村空间,包括人情关系和道理以及对两者的“调解”；进而到合作化后期,赵树理表达了对以现代知识为表征的法理的反思。由此,本论文尝试讨论的便是1949年之后“理”和“礼”的纠葛。一方面,赵树理努力以社会主义的“理”来包裹那套由来已久的礼俗；另一方面,冷冰冰的又略显强势的法理话语又与乡村礼俗产生某种摩擦,以至于赵树理在“理”和“礼”之间的态度趋向暖昧,没有了1949年前(因为共同敌人“地主”的在场)那般明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赵树理方向”在当代的命运。那么,对应以上的讨论,本文以三部分来讨论赵树理的这种暖昧。第一部分从家庭内部着手,主要以婚姻和家庭两方面论述婚姻结成的纠葛和家庭面临分裂的危险,进而呈现出赵树理弥合的努力；第二部分从家庭外延,也即乡情、人情着手。赵树理借“调解”以缓和“礼”和“理”的矛盾,避免了类似合作化小说中出现的群众暴力场面；第三部分更具外延,主要探讨知识青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部分也是对赵树理反思现代知识的再思考。